牛对运输与农耕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马。虽然马也可以“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工作是由更温顺、更易养活的牛来完成的。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厩苑律》表明，秦国曾为了大量孳息和使用牛耕，对养牛户的牛进行肥瘦评比，主管养牛任务的田啬夫会因此而受到奖惩。
东汉名士应劭把耕牛保有量视为国家强弱的标准，声称“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武则天当政时期，曾大购牛羊，“以广军资”。她的大臣张廷将耕牛视为社会运行的枢纽，指出“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
驴也是重要役畜。从宋明两朝开始，役畜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相互征战，使得中原地区难以获得来自北方的马，加之随着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家更愿意选择边际效益更高的役畜。马在农业领域中的重要性，随之逐渐让位于更易饲养的牛、驴等其它牲畜。
在宋人看来，驴固然没有马的速度和力量，但它“体幺而足驶，虽穷阎隘路，无不容焉”，适应性更强。若遇捷径，其运输效率甚至不低于“坚车良马”。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共绘有牲畜91头，其中仅驴即达49头。
但饲养役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同于化石能源。它不但是能量提供者，也是能量消耗者。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都不得不受制于后勤，很难越过黄河以北的半农半牧地带。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购置役畜不仅要花费巨资，而且饲养役畜的粗饲料往往同时又是燃料，势必挤占土地和农业资源。
正因为役畜太贵，历史上经常不得已以人力来代替畜力。东汉时期，家庭成员走向合居，以便节省养牛成本。魏晋时，又因牛疫流行造成耕牛减少，被迫大量使用人力。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大量合格的役畜提供动力，旧大陆的文明才得以迅猛发展。
而作为反例，新大陆的印加、阿兹特克等文明，受制于缺乏合格的大型役畜，文明发展陷入停顿，终被外来入侵者消灭。而中国在明清人口爆炸性增长后，使用低廉的人力比使用役畜更经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都陷入内卷化，也逐渐落后于世界。
可见，役畜甚至是能够决定文明兴衰的战略性力量，无怪乎主角如此想要驯化一种合格的役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