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郭荣巡查国子监时，让每位学生都写一篇《平边策》，其实就是以“策”的形式来考校学生。
只不过平边策这道题目出得很是直白，并未用儒家经典包装起来，不像是一道科举考试的试题，更像是皇帝对臣子的一种咨询。
“如果是考策的话，那我这几天背的书成了白做工......”
李延庆转念一想：“不过也算不上白做工，毕竟以后的明法科考试还是会考的。”
赵匡义和司徒毓的想法与李延庆有些类似，两人这些天也都在疯狂的背书，听到考题是“策”后，都感到很错愕。
尹季通环顾三名学生一眼，将三人的神态尽收眼底：“不过具体的考题我不便说，三日之后看你们的临场发挥。”
李延庆闻言，当即就低下头继续抄书，既然是考临场发挥，那就没什么好复习的了，不知考题，提前准备也无从谈起。
白天的时光，就在平静且枯燥的学习中缓缓流逝。
夜幕降临，李延庆正在房中翻阅国子监出版的一册《春秋公羊传》，其内不光有公羊传的原文，还有各代名家对公羊传所做的“注疏”。
明法科的考试虽然侧重于对律令的考核，但也会兼着考一些儒家的经典，以经义的形式来考校。
所谓“经义”就是默写，主考官从经文中截取一段句子，让考生写出这句经文的所有“注”与“疏”。
说直白点，“注”是对经文的解释，因为经文大多成书于上古先秦，往往晦涩难懂，汉朝的大儒们便对这些经文做了注解，方便后来者学习。
这批“注”传到隋唐时期，因为发音、语境、用词习惯等条件的变化，“注”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又有些晦涩难懂了。
所以就产生了对“注”的进一步解释，称为“疏”。
譬如李延庆手里的这册《春秋公羊传》，在汉朝时，儒学大师何休给它做了“注”，传到唐朝时，徐彦在这“注”的基础上，做了“疏”。
这两样东西传在中晚唐以后，就慢慢地融合了起来，统称为“注疏”。
科举考经义，考的就是对“注疏”的背诵与理解，而不会简单地考原文。
国子监刊印的九经，就是厉害在对“注疏”的总结与刻印。
唐朝时期，朝廷将九经刻成了一批石碑，称为“开成石经”，成为了九经的典范，供天下学子传抄，但其中并未刻有注疏，仅有原文。
冯道聚集了中原地区几乎所有的大儒，花费了二十多年，对注疏做了全面的考证，将“注”与“疏”都融入在了刊印的九经之中，让购买这套九经的学子，可以一目了然地学习最准确的“注疏”。
从开创性与耗时长度来说，国子监刊印的这套九经，卖五贯一套，也不算特别贵。
但李延庆很清楚，这笔钱并不是进了国库，而是被那国子监祭酒尹拙挪做了他用。
李延庆现在看着这册公羊传，心里有些不爽，值归值，但这些钱若能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别提有多爽了。
突然，书房的门外传来方志和的声音：
“郎君，博雅书铺有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