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给孩子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压缩饼干。最早的《仓颉》《史籀》之类，四言一句，情有可原，因为那是识字课本。后来说故事、讲道理，为什么也如此干巴巴呢？古代罗马的年轻学生，可以读到荷马、米南德、维吉尔的改编段落，还把那些场面，自己一五一十地表演，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孩子读……读什么呢，在有三国西游之类的小说之前，还真没什么可读的。
四字一句，还有人嫌多。朱熹写过一篇墓志铭，全篇三言，“朱氏女，生癸巳”云云，只用了四五十个字，就把人家的一生说完了。我不相信，写作者如果对题目有任何热情，会简略如此。他的学生陈淳编的《启蒙初诵》，全篇三言，是《三字经》的先声。为什么用三言呢？他解释说，儿童不能说很长的句子，—还有更奇怪的理由吗？
后来就有了《三字经》了。里边的道理，和《太公家教》或更早的蒙书，大体一样，只是每句少了一个字。可惜近代外力横来，打乱了我国文化的进程，不然，显然可以期见的，是会出现《二字经》，甚至《一字经》，直至大道无言的无上境界。
《三字经》是供背诵的，而问题在于，古代的教师，并没有同时给孩子提供丰富有趣的读本。但即便是用来背诵，背《三字经》也不如背些更复杂的文本，因为语言的训练就是头脑的训练，只有复杂的句子，才能发展条理。有的人说一句话想半天，想出来的却和前面的话不搭界，在我来看，此人如非领导，就是他小时候的塾师唯恐孩子不懂，只对他使用简单句。
现在的孩子背背《三字经》，自然无伤大雅，因为他们有其他的读物（尽管读闲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电视可看（尽管那上面的人，越来越常作儿语），还可以打游戏，里边也有对话（尽管没人懂得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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