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镇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现在敢于互相公开交往了。他们每天在大东街一家茶馆聚会，互通消息。他们一些人去找县委统战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单位。应邀，我去那家茶馆两次。我要忙着钉箱，不能多陪他们。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劳累致病三次。
县委统战部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找我去谈了话。我说，我要求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老杨说，去联系过了，那里不要我。于是我死了心，决定终老故乡。老杨说，教中学，去县文化馆，随我选择。我选择了后者。1978年12月20日，县委统战部正式通知我：任县文化馆馆员，行政二十二级。
这一天，女儿余蝉从成都外婆家赶来奔丧。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岳母郑雪华，在省政协做财务工作。她老人家听省政协的人说，我已死了，死于喜极喝酒过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从何来，从铁窗内的妻那里来吗？从不要我回去的省文联那里来吗？
事出有因。本县最近确实有一位姓金而不姓余的摘帽右派死于喜极喝酒过量。我叫女儿余蝉快回家去向忧伤的外婆报喜，就说爸爸不蠢，不会去死。
我赶着把手头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岳社长告别。社上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工作日记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带回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将来或许还有用处。我没有想过从此我就算是弄对了。我知道，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必须有忧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饭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后，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个书包，出门去外北乘车到县上报到。后来我写了一首《故园别》。结尾一段如下：
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运像我这样提着一口破箱回城去的在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曾经认为这黑该是终点站哪知前头更有遥远的路程我以微笑告别了历史手牵儿子跨出了柴门
1985年4月21日脱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