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可以写一篇作和述的论文：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系，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传播和著作的关系。
《新周刊》：我想谈论知行合一的问题，你曾说年轻人要知行分离，否则在这个空间没法活下去。木心会怎么看？他是知行合一的人吗？
陈丹青：他不用这种词。教导的、励志的、格言式的话语，他不说。凡有目的性的话语和事情，他都不感兴趣，而且警惕。知行合一，你仍在指向一个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又指向道德规范。不，他没有的。他说：“你要在我书里找我的人生观，找不到的。”——这句话很难解，但很重要。我们半个世纪的写作和话语，就是一个表态的、定性的口号系统，木心不入这套话语的。
《新周刊》：我觉得木心的思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各种化学反应。
陈丹青：你找到木心“这个”意思，发现他已经移到“那里”，你赶过去，他又换位置了。他有个脉络，在这脉络上找寻各种变化，各个面向。他很在乎不要把话说过、说死。他改自己文章，改来改去，就在改这类词语的细微的偏差。
《新周刊》：你一个字一个字录入，很耗时，当中哭过没有？笑过没有？
陈丹青：从录入到两三次校对，我等于重上了几回课，不断大笑，笑得抽筋，然后会伤感。上周去乌镇，我带了这本书放在先生骨灰盒旁边。不能经他同意了。他真的说过这么多话，现在变成一本书。
《新周刊》：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品相，你满意吗？
陈丹青：封面是陆智昌设计的，他抓住一个木心的符号，就是礼帽。我在慢慢接受它，它原来不过是我藏在柜子里的笔记。先要把事情做成，希望将来有可能完善这个版本，但怎么完善，我不知道。每件作品诞生后，交到很多人手里，开始自己的生长过程。这一切会不会改变这本书，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刚刚开始。
《新周刊》：你觉得这本迟来的《文学回忆录》够木心吗？
陈丹青：里面每句话都是木心说的。我可能漏记，但绝不添一句一字。晚年他几乎忘了这件事，从不提起。现在他死了，大家读到这本书——从此对木心的各种解读，包括利用，就开始了。这是无法控制的过程。
要说明一个误区：有心思干净的青年对我说，陈老师你用不着这样累，这样苦心推木心，他要清静，他与世无争——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人无知，对木心无知，是善意的风凉话。我很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是木心生前极端渴望的。唯一不能与他商量的，是怎么去做。木心爱文学，而真的文学，爱的是人，他对已知的几位小读者，非常珍重在乎，笔记里会一个个写上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