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李白了，这世道，非要把他逼到装疯卖傻的地步吗？世人都说他该杀，只有我，怜惜他的才华！
此时的杜甫，已经不是苦闷，而是悲愤了！
反复读李白给杜甫的15首诗，我以为，最感人处，在于他的“无我”。从头到尾，他写李白，担忧他、维护他、为他感伤，替他叫屈，却丝毫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处境。
其实，杜甫自己长期分明衰神附体。读他的诗、读研究他的专著，总让人感叹，即使上天为了制造一个被后世知识分子最为推崇的牛逼文人，多拨些倒霉配额给他，刺激他的痛感、激发他的情怀，也不必下手这么狠吧？
跟李白分别之后的二十几年，杜甫的人生，就像是一部长达百集的灾难苦情剧。在长安奋斗十年，只等来一个卑微职位，没干多久遭遇安史之乱，幼子被饿死，他被叛军抓去，一年之后才逃出来。投奔肃宗，补了个“拾遗”的官，没过多久被贬，又碰到饥荒，在陕西同谷县，差点饿死。逃难到成都，靠高适、裴冕、严武等好友以及十几位地方官员赞助，一样样要来家具、树种，经营到杜甫草堂，总算过了一点像样的日子，但失去靠山之后，离开四川，再次陷入饥寒交迫——逃难、挨饿、衣不蔽体、四处要求接济，夸张点说，想象非洲难民的宣传片，把里面的人物自行PS成黄种人即可。他自己如此颠沛流离衣食不继，还真诚地为李白操心，不是出自深切的爱情，又怎么能让人信服？
他感伤于“斯人独憔悴”，却浑然忘了自己经过多年磨难，更是形容枯槁、心力交瘁，从骨感版杜甫，早就变成了腊肉版杜甫。
他心痛于李白的“佯狂”，而忘了自己身患糖尿病、肺病、风湿、疟疾、风痹，在多种并发症中备受折磨。
他认为李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坦白说，李白杜甫仕途都不顺，如同罗宗强在《李杜论略》中的分析，两个人都缺乏政治智慧，迂阔幼稚、不切实际（《新唐书》说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连谄媚权贵又抨击该权贵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刚巴结了某宰相等他一下台就大喊活该，指望继任者赏识自己这些小分裂和小猥琐，都很类似。但至少，李白是当朝最红的大诗人，他所获得的名誉上的成就感，经济上的赞助，情感上的崇拜，与他的才气相比，也并不构成太大落差。相反是杜甫，他把诗写成了时评、写成了纪录片，在当时，却并未得到太大重视。这样的他，却忙着为李白鸣不平。
事实上，杜甫也有偏狭和小气的一面，对他的贵人严武，也经常出言不逊，《旧唐书》评论他“性褊躁，无器度……”他EQ并不太，并非对任何人都大度宽容，正因如此，他坚持二十多年，哪怕不能见面，哪怕李白对他满不在乎，也照样献出一片赤诚。这样的爱，更令人动容。
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那样困顿的人生中，才更为怀念与李白曾经快意潇洒的交往。正因为他是个儒家乖宝宝，悲天悯人，喝高了都不忘搞人文关怀（黄庭坚说他“醉里眉攒万国愁”），所以才更仰慕李白的超脱旷达、唯我独尊。
所以，哪怕最严肃的学者，提及二人，用词极尽严谨和节制，也难免有耽美倾向。林庚说，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但他疑惑的是，为何李白对杜甫如此冷淡无情？大批学者跟林庚一样，看不下去杜甫单方面对李白一往情深，拼命地证明，杜甫不是单恋，郭沫若经过详细考证，说，“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他们不忍承认，李白的爱情观，就是王尔德式的以滥情为深刻，以花心为崇高。王尔德就公开宣扬，当爱到了终点，软弱者哭泣，精明者马上去发现一个，聪明者早就预备了一个。一生只爱一次，不叫忠贞不渝，而叫肤浅、懒惰、愚蠢、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