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
大卫送我一件“巴西”队服
可是不知怎么的,媒体也设法到了海关境界的后面——两队摄像记者还有六个摄影记者,他说,在他去英国航空公司转机手续办理处时伏击了他,开始辱骂他。他们不仅拍照,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可他们当面辱骂大卫,大卫惊呆了。在曼联踢球时,大卫已经习惯了口头上的谩骂,可这一次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为太出乎意料了。他后来对我说:“是加利的话让我不至于失去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