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德国被击败，转眼过了快六个月，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有理由让人为战后的世界深深担忧。在广岛和长崎瞬间毁灭了几十万人性命的原子弹为全人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那年夏天我到英国各地旅行时，也有其他的发展令我深感不安。在战时的黑暗岁月中，我渴望胜利，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终结，意味着那些受其奴役的国家将重获自由。可是如今，强大的势力似乎在阻挠联合国达成曾誓言之目标。虽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击溃了，但是他们在西班牙扶植的法西斯独裁政府却仍然掌权。更明显的恶兆是，如今其他国家对佛朗哥政权表示出和解之意。政坛的重要人物谈起佛朗哥时还带着敬意，报上文章也称赞佛朗哥的成就。我自问，难道西班牙人民注定要继续活在法西斯分子的统治之下？最早拿起武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人民怎么办？还有那几十万名难民，包括那些和盟军一起奋战的难民，他们原本相信盟军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将重返西班牙，难道他们将被迫永远流亡？这样的背叛令我心寒，可是四面八方显现的证据越来越多。英国政府高官和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试图安抚我。他们说，我必须了解外交事务的复杂，在事情演变期间我得有耐心。这类劝告更加深化了我的恐惧。
在这个着急的时刻，我决定必须采取行动，明确表示我抗议对佛朗哥的任何姑息，并表示我完全站在受苦同胞那一边。当我的同胞处于如此不幸中，我还能继续在音乐会上接受喝彩和领奖吗？当我受邀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回复：以英国目前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荣誉。我宣布取消未来所有在英国的演出，预定十一月在利物浦举行的音乐会是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场演奏。我是怀着忧伤的心情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妥协。
有一些朋友试图说服我重新考虑，或者至少先不做任何决定。我在英国巡回演奏时，令人赞佩的钢琴家玛丽·海丝女爵和我一起演出了好几场音乐会，她劝我去见国王乔治六世的秘书，并且替我约好会面的时间。我们的会晤在白金汉宫进行。我告诉国王的秘书，英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有明确的道德义务让西班牙恢复民主，我也暗示他《不干预协定》在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事上的灾难性作用。国王的秘书恭敬地留心倾听，并向我保证会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国王。然而我心里知道，那是徒然的。
回到巴黎，我收到克里普斯爵士的一封电报，他当时跟工党政府关系密切。他邀请我会面。然而那时我已过于疲惫，对进一步讨论不抱希望。“我们无法互相理解，”我回复，“我们会各说各话。你会谈起政治，我要谈的则是原则。”
在法国，我又举行了几场慈善音乐会。我仍旧怀着希望，希望哪个政府信守他们对西班牙人民的承诺。可是，唉，事情越来越清楚，主导他们对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关系，而非联合国的人道法则。不久之后，我宣布，在民主国家改变他们对西班牙的态度之前，我不再公开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隐居，等于再一次开始流亡生活。我不能说这样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这个惯于损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动根本影响不了各国的决定，毕竟，这只是一个个体行动。可是我还能怎么做呢？人必须活得心安理得。
为了表示抗议，出于自己的意志，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说此举让我成了与世隔绝的艺术家，但是在之后那些年里，我从未真的孤单。与德军占领法国期间不同，法国被占领时，我跟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如今我则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的确，我不再在舞台上让我的乐器发声，但我一直拥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来普拉德看我的亲爱友人的陪伴，还有那些从其他国家写信给我的朋友相伴。事实上，许多写信给我的人我从未见过。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隔，但我觉得我们跨越了海洋彼此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