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隐居至普拉德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收到许多来自英国、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劝我重新考虑退出音乐舞台一事。写这些信给我的人当然是一片好意，许多人说，为了实践我实现的信念，我的音乐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特别是我收到来自美国的慷慨邀约，邀请我去举办音乐会，要举办几场任凭我决定，他们会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条件。我接到一封特别令我感动的信函，来自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的一群著名知识分子，劝我移居美国。美国政府愿意给我一本特别护照。然而，我对所有这些信函的回复都是我固然十分感谢他们的心意，但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普拉德。
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国小提琴家亚历山大·施奈德前来拜访我，待了几天。我们一见如故。他生动的幽默感和满腔热忱尤其吸引我，有时候，在他说话时，他浓密的头发似乎竖了起来，我觉得他的身体想必很难约束住体内充沛的活力！我们的会面成为一段珍贵友谊的开端，也是我整个音乐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合作关系。施奈德（他的朋友叫他萨夏）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许多年里，他的名字跟优秀的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是各种音乐活动的出色筹划者和发起人，脑中充满了点子。我深信他在任何领域都会很成功，不管是剧场、政治、商业，还是其他领域。在我们最初的一番谈话中，他劝我到美国去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他所提出的酬劳是个天文数字。我告诉他：“这不是钱的问题，而纯粹是道德问题。”他当然了解。
施奈德回美国之后不久，寄给我一份美好的礼物，是他和一些音乐家同行合赠的。那是套四十五册的巴赫全集，根据巴赫协会编辑的那套原版作品复制而成，里面有一段给我的感人献词，由托斯卡尼尼、谢尔盖·库赛维茨基、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保罗·亨德密特、阿图尔·施纳贝尔、施奈德、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其他大约五十位杰出音乐家共同签名。
不久之后，施奈德写信给我，说他跟我的老友霍佐夫斯基谈过，而霍佐夫斯基想出一个令他非常兴奋的提议。霍佐夫斯基提议在普拉德举行一个巴赫音乐节，由我来指导。施奈德说这肯定不会跟我隐居普拉德的抗议行动有所冲突，说音乐节所得可以捐给佩皮尼昂的医院，有许多西班牙难民仍在那里接受治疗，也可以捐给任何我想济助的机构。他想知道像这样的音乐节，我是否愿意考虑。关于一年一度的普拉德音乐节的构想就随着这封信诞生了。
起初我犹豫着是否该同意。我写信给施奈德，说有些人也许会误解我参与音乐节一事。他回信说：“你不能一直让你的艺术全然无声。如果你不愿意在其他国家公开演奏，那么何不让你的音乐家同行从世界各地前来，和你一起在普拉德演奏？你的抗议还是一样鲜明。”施奈德又说一九五〇年是巴赫逝世两百周年，将是举办此活动的理想时机。我的疑虑消除了，于是我同意举办这个音乐节。想到这能让我帮助我的同胞，尤其令我高兴，我的许多同胞依旧迫切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