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我收到从日本寄来的一个册子，里面有数百名日本公民的签名，他们在东京听到了巴赫音乐节的演奏录音。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广岛”，上面满是幼童的笨拙签名，四岁、五岁、六岁大的男孩和女孩，在这一页上写了这一段话：“我们是在原子弹投下后出生的，而我们已经懂得爱你的音乐。”假如我心中还对自己在巴赫音乐节上演奏一事是否正确而有所疑虑的话，来自日本孩童的这段话也会将其驱散。
大家对巴赫音乐节的反应是那么自然、那么热烈，于是后来决定将在普拉德举行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施奈德再次同意监督一切安排事宜。第二届音乐节在佩皮尼昂举行，在马洛卡国王的古老宫殿里。那次音乐节也大获成功。原来预期将有一千人来参加，结果来了将近两千人。下两届的音乐节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里举行。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我和加索就是去那座修道院敲响了钟，以表示加泰罗尼亚人的爱国精神。这一次，没有人因为我在这座修道院里奏乐而指责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刺客！
那之后的每一届音乐节都在普拉德的圣皮耶教堂举行，就是第一次举行巴赫音乐节之处。
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音乐节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我九十岁生日前不久。许多亲爱的朋友从各国前来向我祝贺，他们的到来让我深深感动。
音乐节开幕的前一天是星期天，加泰罗尼亚工人从巴塞罗那搭乘两辆巴士前来。他们在周日抵达，因为周间无法搁下工作。他们在黎明前就出门，车子开了两百四十多千米，翻山越岭，来到普拉德附近的莫利雷班，那是我当时所住的小村庄。这些工人大多曾是工人音乐会协会的成员，有些是那些成员的子女，这个我于一九二八年在巴塞罗那所创立的协会，在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之后被禁。他们聚集在我的小屋前面，献花给我。接着，他们组成一支小型弦乐团为我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在音乐节快要结束时，另一群同胞来看我。这些男男女女来自我的出生地本德雷尔，有些是合唱团成员，那个合唱团是我父亲在一百年前创立的，至今仍然存在。本德雷尔的镇长与一位神父和他们一起前来。他们按照加泰罗尼亚的节庆传统叠起了罗汉，就在我站着的小木屋阳台下，这是我从儿时起就无比熟悉的传统。最强壮的男子站在底层，第二层的男子站在他们肩膀上，层层叠起，最后他们把一个小男孩送到了顶端，他拿着一个装着葡萄酒的羊皮袋子。我抱起那个小男孩，从那个袋子里喝了酒。我把我的烟斗送给他当作礼物。
那群人穿着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服装，白衬衫、红腰带、红头巾，跳起了萨达纳舞。接着他们唱起我献给本德雷尔的一首合唱曲。
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我试着告诉那些亲爱的朋友我的心声。“本德雷尔的乡亲，”我说，“我感觉得到你们以朋友的身份来此，不仅是来看我，也是来邀请我回去看你们。自从我离开亲爱的家乡那一天，我就渴望能再回去。然而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对加泰罗尼亚人的信心让我坚强到足以抗拒这份渴望。但愿上帝能让我活得够久，让我能再见到我们教堂美丽的钟楼，我们全都如此喜爱那上头的钟，再见到那个守护天使，还有我父亲曾经弹奏的那架管风琴，我九岁时曾给他弹过。我恳请各位记得这一切对我的意义，尤其是我对本德雷尔的爱，对你们全体的爱。谢谢你们，亲爱的乡亲，谢谢你们来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