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场演出让我记忆特别深刻。这两场演出在对比极为鲜明的情况下举行，然而二者之间却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其中一场的演出场地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另一场则是在法国南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上。
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那场演出于一九六六年秋天举行，接近我九十岁生日，那次演出是为了纪念托罗格加泰罗尼亚大会九百周年。那场大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欧洲大陆上最早的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就衍生自这个大会。那场大会的宣言“天主之和平与休战”呼吁不再用战争平息各国之间的纷争，并且呼吁各民族和平共处。想想看，此宣言出现在联合国成立将近一千年前！我为了纪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挥《马槽》，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
在联合国总部的那场演出则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联合国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战结束也已将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旧显得遥远。大家对古巴导弹危机记忆犹新，当时全世界濒临一场核武灾难，越南已出现即将爆发内战的前兆。谁知道前方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忧虑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个场合的性质又给了我希望。
我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吐露了这种心情，在我那部神剧某次排练之后，他亲切地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休息。我们谈话时，我注意到一张桌子上展示着联合国各成员国的迷你国旗。“这太棒了！”我向吴丹说，“每天都能看见那一个时刻的象征，世界各国能够并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处！”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后，一个包裹送达我那儿，里面是联合国各国的国旗！那位善良而尽职的秘书长把这些国旗寄来给我当作礼物。如今这些国旗就挂在我圣多塞家中客厅的墙上。
在联合国那场音乐会上，我说了一段话，结语是：“音乐是美妙的普世语言，应该是人类沟通的源头。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同行，用他们艺术的纯洁为人类效劳，将全人类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做出贡献，直到这一理想在荣光中达成。”
一个月之后，人类对和平的希望遭受骇人的打击，令全球各国同感悲伤。就在那时，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请我去白宫演出。我仰慕肯尼迪总统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现出理想主义和领导力的特质，世界面临危机之际，迫切需要这样的特质。他当选之后，我写信给他，表示乐见他胜选，并视之为全人类的吉兆。我也提到热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则——自由与人类尊严——能够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爱的祖国。肯尼迪总统回信给我，亲切地感谢我对他所展现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