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在美国讲学客居时的研究成果（1986-1987），北京、台北分出两本。此为首次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两结合的特例，前所未有。这并不是说此书即能包括偌大辉煌内涵，而是要点醒这一重大文化关系与芹书的文化地位与价值。仅此一点，其历史意义也就很重要了。
书分三编，上编专研"自传说"。中编讲"痴"的历史命题与涵义。下编提出芹书的独特叙事美学--大对称对比的结构法则。全部是具有独创性的研论，甚异于一般常谈套语。
上编从巴金、鲁迅的红学观讲起，追溯了"自叙传"文学在中华文化上的源流，指出清人早已揭示《石头记》是雪芹"自况"，胡适只是"复活"了这一识见，而非创始。同时也引及了海外著名学者、小说专家夏志清、浦安迪（Andrew·H·Plaks）、高友工、刘绍铭诸位教授的论述意见，以为参证。"自传说"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受到批判最为激烈，本书的研讨，可供学人深思反省〔注二〕。
《红楼梦的真故事》不待多讲，它是我的"探佚学"的一个艺术形式的表现，体例新颖，目的是想窥视雪芹原著（被高鹗等人篡改以前）的小说重要思想内容与情节的发展变化。因为要想真正深刻理解雪芹的头脑与心灵，除此以外，尚无良法，是以应当不拘一格，设法寻究。我们虽难作到好处，但事情总要有个认真求真的开端，方可逐步接近较为完善的境地。
这六部书，已然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红学"努力是"分科"而又"综绾"的。这六大方面，也许就都是"红学"的要害与精髓，其它分支衍生之学，应居次要地位。我们总还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更多学人给以关注。
粗略而叙，已然可知：这门学问并非"文艺""小说写作"的层次范围之事，而是属于中华文化大课题的一个项目了。对此，个人的学识才力，差距太大，万难胜任。50年所作，虽说"尚称勤奋"，而成绩实在微薄。回顾一下，惭愧得很。
华艺出版社的诸位，包括金丽红女士、郑治清先生，对于重新出版这六部书，热切逾常，多方敦促，这使我更是既惭且感。六部书最早的创始于1947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本科西语系，忽然旁务"红学"，确是不自量力。以后愈深入下去，愈觉自身学力识力之不足，加上各种工作条件也不理想，以致50年间，所获不过如此而已。即此可知，惭愧之言，不同于泛常的谦辞套语〔注三〕。我以为，"红学"既非一般文艺学而是中华大文化学，在她的面前，敢于染指涉足的，自然都会各显其"能"--同时也会各出其"丑"。"红学界"目下的千姿百态，恰好说明了这一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