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布吕宁与希特勒也有接触。他提出，如果希特勒同意后退作为兴登堡的反对党议员，那么他将提供希特勒为期一年的总理任期。希特勒拒绝了。在布吕宁帮助兴登堡第二次当选后不久，兴登堡即以布吕宁没有拒绝布尔什维克在东易比河的计划为由，叫他卷铺盖。事实上布吕宁只不过为了农户的利益，从容克地主那儿撤回了“东方援助“的数百万马克。当兴登堡把一张镶银框架的照片送给他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并通过国务秘书告诉布吕宁，希望他不要把它放在桌子上时，布吕宁拒绝这样做。这位中尉与仅仅是一个小伍长的希特勒一样，使兴登堡感到十分不安。
1930年选举的结果，希特勒纳粹党的席位突然从12个上升到107个，从此纳粹势力成了每届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的力量。宪法实际上已中止执行；一个年迈体衰的总统，成了容克地主和骑兵手中的工具。
德国呈现一片无政府主义状态。至少以刀子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四支军队在广场上狂呼乱叫，从这个城市窜到另一个城市，军乐铜鼓喧嚣大地。群众成伙成堆地簇拥着一支支军队，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究竟站在哪一边。因为党的名称、口号、计划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意义；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喊着这些口号，结果都弄不清谁是这些口号的提倡者。所有的游行集会和示威，庆祝和纪念，从“红色阵线“到希特勒，形式彼此一样，吹着进行曲。就像发生了战争，群众被卷入一场代表各自领导人利益的斗争，一旦战斗停止下来，群众会觉得这场斗争毫无意思。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投奔希特勒的“冲锋队“；同时也有成千上万的“钢铁阵线“的成员投奔共产党，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现象。真正的敌对行动，只发生在被同一目标所激励的兄弟们之间，只不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接受不同的领导人的指挥。这是1932年的形势，互相敌视却又是同志关系。这并不奇怪，因为本来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现在分属四支队伍了，而这四支队伍都以工人为主体。每支队伍中都有失业者、冒险家、好斗分子，也有理想主义者和血气方刚的学生。无论在希特勒的旗帜下，还是“钢盔队“，共和国，以及共产党的旗帜下，都是这些德国年轻人，在天真的抗议和埋怨他们的父辈给他们带来的不幸生活和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战争。
共和国已经丧失了它的实质，因为它只不过在执行一个清算的过程，本身既无勇气，也无幻想；它在无声无息中产生，又在无声无息中结束。“红色阵线“在同自己的兄弟的斗争中耗尽了力量，它既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也没有提出根本的思想。在“钢盔队“组织里，年轻人一定将对老年军官所沉迷的生活方式产生反感。
希特勒对其他三派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一半几乎与社会主义者相同，另一半与他的对手的民族主义纲领相同），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的特殊贡献——反犹；他的成功在于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以及慷慨大方的许愿。他不是答应民众推迟与法国的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者提供人类新时代的黎明等誓言，而是向他们提出一个“立竿见影“的计划。他答应一旦掌握了政权，立即贯彻普遍劳动就业计划，第一批为50万，第二批为200万失业者解决工作问题。所有的听众都对此十分明白。下一步他答应通过新的方法在德国土地上创造出一年两亿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将需要10亿投资；但是群众相信了他，就像在《浮士德》中他们相信了靡菲斯特答应给皇帝带来言过其实的祝福一样。当希特勒答应向他们提供每年40万套住房，将有100万人参加这些住房的建筑工作时，他们似乎好像已经生活在这些新房子里了。
他的纲领中还不断提出一些新的保证，如废除一切不劳而获的收入，托拉斯社会化，工人利润分成，废除地租，以及“每人都将得到一把铁锹，知识分子和其他财富拥有者都没有例外“。德国人不喜欢对自己的理想王国问其究竟，而只愿意歌颂它们。同其他民族比较，罗曼蒂克的德国人更易于为巫术所赢得。因而他们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眼前戏剧化了的东西。
希特勒的策略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始终给予一些幻想的余地；这种瓦格纳式的手法，甚至俘虏了那些踌躇不前的人的感情。希特勒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这对已经听了十年老是关于他们及他们的子孙需要付出多少钱，只有数字没有其他内容的听众来说，是非常耳目一新的。无疑，希特勒唤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出于一个煽动者的本能，他把人民多年来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归罪于政府，向人民指出一个他们可以发泄复仇怒气的国内舞台，这个目的要在国外达到可要困难得多。战争的主要对象不是克雷孟梭，而是艾伯特。德国人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他们遭受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军的恶毒攻击；德国人没有失去战争，而是他们的背部遭到了国内颠覆分子的利刃。易于接受挑逗性影响的青年，肯定既能接受从外部复仇中吸取勇气，从内部复仇中增加仇恨的两种信条，一旦有人知道如何去吸引青年，青年必然很容易被领上错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