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律令制实施比较透彻的时代，制度规定是我们应当特别关注的基础史料。虽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的变通，但基本情形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所以把握了制度，就能为有些史料找到合理的位置，也能让没用的残篇断简变成有用的材料。
比如我在开始研究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历史时，面对的是一批在敦煌发现的杂乱无章而又残缺不全的公私文书，有些有明确的年号纪年，有些是甲子纪年，有些没有任何纪年文字，但当时当地官民在指称归义军节度使时，一般都是用他的检校官或加官名称，或者是荣誉的称号，如“尚书““仆射““太保““大王“等。节度使属于差遣官，本身没有品秩，所以都加检校官衔以表示官资的高低尊卑。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八对此有过整理，岑仲勉《唐史余渖》也有进一步申说，即一般的进阶顺序是，从御史中丞或诸寺卿到御史大夫或散骑常侍，再到各部尚书或左右仆射，然后进至三公、三师。[1]根据《唐六典》卷一、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下，唐朝自武德、贞观以来，三师三公的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至晚唐时，由于地方节度使尚武，起源于秦朝主兵之任的太尉这一武职日益受到尊重，逐渐升到太保、太傅之上；五代宋初，节度使都是由检校太傅迁太尉，由太尉迁太师[2]。具体到某一位节度使，他初次加官的高低也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我曾引洪迈《容斋随笔》卷七“节度使称太尉“条的概括记载：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唯有太师，故将帅皆称太尉。[3]
由此再看敦煌文书有年份记录的材料，得知中原王朝给予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也是从较低的“尚书“开始，但归义军节度使往往在朝命下达之前就自封为某种较高的官衔了，特别是五代、宋初几位曹氏执政者，虽然政权组织仍是节度方镇一级，但却在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之上，号称大王。尽管某些节度使自封的称号很高，但仍是按官品等级由低向高升进的，只是往往比中原王朝给予的职称高一个级别。按照这样一个线索，就可以把大多数有甲子纪年或没有纪年的文书，结合其他内容，放置到相应的年代范围中去，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残文书，变成有系统的史料群，许多此前不明的归义军史，也得以揭示。
归义军虽然是晚唐中央政府无法直接控制的藩镇，到五代宋初甚至被中原王朝看作外蕃而放到“四夷“或“外国“的序列当中，但因为其基本体制是节度使制度下的方镇，所以可以用唐朝的制度来考察归义军的文书，利用这些文书来补写中原没有记录的归义军历史。这个例子想强调的是，即使是研究像沙州归义军这样的问题，即使敦煌发现了大量归义军时期的文书，但我的出发点，仍然是从《唐六典》《春明退朝录》《容斋随笔》所记录的唐朝制度开始的。
对于隋唐时期一些问题的讨论，比如士族问题、科举问题、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也是要抓住最核心的史料。什么是核心史料？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唐代政治史问题时，比较强调唐朝人对于本朝相关问题的一般性看法。这就是正确认识一个问题的核心史料。
关于唐朝人的社会观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册府元龟》卷三一〇《宰辅部·问望》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