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枢密使（院）的设置时间、职能、对唐后期五代政治的影响，宋代枢密使的渊源等问题，都是学界讨论较多的“老问题“。面对这些老问题，作者积极寻找新材料：利用《师全介墓志》发现至少在元和初枢密院就有使，有院，有印，有文书管理机构；利用《梁守谦墓志》《刘弘规神道碑》等材料，确定元和十四年（819）才是两枢密使制度确定下来的时间。但新材料的获得可遇而不可求，在文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对原有材料的重新解读就变得更为迫切。邓小南指出：“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16]作者在讨论枢密使起源时就发现，学者们所使用的材料并无太大差异，造成结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对郭崇韬身份的认定，“侍中兼枢密使“与“枢密使兼侍中“看起来差别不大，之前不少学者也是将郭崇韬官衔中的侍中认定为使相加衔。作者通过列表对比发现五代实际上有不少以侍中、中书令为宰相的，如冯道、赵莹、桑维翰、李崧、窦贞固；而以枢密使兼侍中、中书令者则必为使相，如安重诲、范延光、赵延寿、郑仁诲等，因此郭崇韬官衔中的侍中兼枢密使乃是以真宰相兼枢密使，一身二任，故权力极大，从而打破了学界陈说。就全书来说，作者在搜讨新材料方面所获并不多，但在重新解读材料方面，则下足了功夫，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
三
为何选择二府制形成这一问题，作者在自序中作了交代：“最初的设想是从二府制出发，从文书运行、政务运作等层面入手观察宋代枢密院的特性及其在二府体制下的运作。写作过程中则深感二府制的形成本身才是应该首先研究清楚的问题。“（3页）以二府体制的形成为归结，实际上是从宋代出发，进行制度溯源。在作者笔下，二府制的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枢密院掌军政的确立；二是枢密使人选从内廷向外朝的转变；三是与中书门下关系的调整。枢密院掌军政自后唐时期便基本确立，但所掌军政事务范围到了宋真宗朝才大致定型；枢密使外朝化以及与中书门下关系调整也是到了宋真宗朝才确定下来。因此，作者以真宗朝为二府制形成的节点。
枢密使由内廷向外朝的转变，是作者关注的重点，曾以《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专文刊布[17]。该文受到了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一文的诸多启发。邓文揭示出宋初枢密院长官选用上文与武、亲与疏、能与庸等多种原则在不同阶段交错互用的史实，探讨了枢密院从逐步摆脱其近密性质向外朝转变的过程[18]。借鉴邓文，作者对枢密使的考察也是多维度的，既有枢密使群体身份转变的维度，包括宦官、武人、文吏、文臣的转变，以及从帝王元从亲信向外廷臣僚的转变，也有帝王对枢密使的选任原则变迁的维度，即从唐代选择“君主亲信、谨密慎重之人“（88页），到五代重视军政才能，宋太祖时期也发生了从重视军政才能、敢作敢为到恭谨中立的转变。相比邓文，作者将枢密使的人选考察置于更长的时段，讨论的角度也更加多样。难能可贵的是，多维度的分析，并未给人造成混乱的感觉。比如在对宋太宗朝枢密院的考察中，作者发现，太宗提拔的枢密使除石熙载外均为武臣，且均出身于晋王藩邸，能力普遍平庸；枢密副使中有11人为文臣，其中10人进士出身。这种武正文副的任用格局表现了“太宗不愿意使对枢密院的掌控离诸亲随以行其私欲，又不得不任用外廷朝臣以济其能力上的缺陷“（278页）。对这一时期枢密使的考察中，文武、亲随与外臣、个人能力、帝王用意等各方面都结合在一起，考察维度虽多却不杂乱，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作者的思路甚为清晰。
自后唐枢密院确立职掌军政的职能后，与中书门下的关系就成为重要问题。作者关于二者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宰相是否兼枢密使、枢密院与中书门下事务是否隔绝来观察二府体制的形成。以宰相是否兼枢密使为标准，作者认为广顺三年（953）郭威罢免宰相兼枢密使王峻，在整个五代至北宋前期枢密院制度发展上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324页）。自后晋恢复枢密院以来，一方面中书、枢密对掌文武，另一方面，宰相兼枢密使成为常态，易造成权相，也可以理解为二府职责的区分尚不那么清晰。广顺三年以后，枢密使单独置官，此后再也没有产生过强力的枢密使，由此形成二府对掌文武而宰相稍尊的格局。五代枢密使权重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宰相兼枢密使基本上是五代的问题，到了宋初，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宰相是否与闻枢密院事务上。学者们注意到乾德二年（964）宋太祖罢周三相而以赵普为相、李崇矩为枢密使的事件，认为这标志着中书、枢密对掌文武格局的形成。作者指出，虽然中书、枢密长官不再兼任，但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格局并没有马上形成，并结合具体史实指出，乾德二年以后，身为宰相的赵普实际上参与着众多军政事务。宋太祖时期二府体制发展中，真正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开宝五年（972）中书、枢密分幕，此后宋太祖对枢密院的定位从效率向制衡中书门下转变，枢密使的选任也从重视军政才能、敢作敢为向恭谨中立转变。宋太宗时期的中书与枢密院，学者多认为处于二者并立、两不相知状态。作者通过考察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和雍熙三年（986）北伐后史实认为，太平兴国年间，宰相并没有被排挤出军政大事之外，只有雍熙北伐才可以确定没有宰相参与，淳化以后，逐渐形成了“遇有常务二府各司其职，军国大事则二府同议的惯例“（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