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武选官研究的意义》是作者在书稿完成后写下的一些新思考，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军职是否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官员身份。作者强调了士兵和普通军职（遥郡以下）不带品位符号，与“官僚“间存在身份隔离。士兵作为贱民与平民隔离，普通军职与官僚隔离，都是从唐五代逐步形成的，都被宋朝继承了，而且宋朝统治者似乎乐于继承。第二个问题是武选官这种非文非武、亦文亦武的官僚群体，是否是宋代独有。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将其视为中国古代政权处理武人与政权关系时，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案。

读罢全书，令我对相关制度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展望。本书的一个优点是在解释晚唐、五代至宋初，诸使、内职向武选官变化时，使用了“内—外“的线索。但在武选官制度形成之后，“内—外“的线索似更应重视。作者给余论起的标题是“分类与隔离“，实际已点出宋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特点。此时，“胡—汉““贵—寒“等都已不是官僚们的主要标签。宋初较为突出的“南—北“区隔在北宋中期也在渐次消弭。地缘、民族、门第等客观标签的影响力褪去之后，统治者主观对官僚群体做出的“分类与隔离“却愈演愈烈。不仅在“文—武“线索上，官僚分成了文官—武选官—军职，在“内—外“线索上也可依次分为宦官、武选官中的门官员、外朝官员。而且，每个官僚群体内部，不仅有品阶高低的区分，也增加了“内—外“差序，或者说与皇帝的亲疏的维度。比如，文官可以分为侍从官（近臣）、其他朝官、京官、幕职州县官；武选官中门官更偏内朝；宦官中也以位阶并不高的勾当御药院等最为亲信。可以说，各种或严格或松散的“分类“甚至“隔离“已将官员纵横切割，形成网格。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绝大部分事务机构中又一同共事。在品位、出身、群体认同方面的分类与隔离，差遣上的协作与共事，两者结合而成“分隔与协同“。这应被视为宋代引人瞩目的制度景观而进行更进一步研究。宋代皇权对官僚群体绵密细微、无所不在的编织，让人体会到它的笼罩性与窒息感。

此外，如何解释制度演变的动力也值得制度史学者们思考。“武选官“制度其实是很多项制度的综合。从入宋后算起，“武选官“经历半个世纪才在宋真宗朝尘埃落定。它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制度施设与调整沉淀下来的，并没有预备好的蓝图。解释这类制度演进的动力或许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作者已经做了一些解释。在余论《分类与隔离》中有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我却印象颇深：“武选官制度的‘设计意图’是分割兵权。“[37]除此之外，作者在论述中也常提到，类似宋初内职人数增多、升迁需要等制度演进的客观动力。就个人观感，就全书触及的广度来看，这些解释仍不能让人满足。作者以“内—外“线索得到对武选官的新认识，在解释制度设计的主观意图上又回到“文—武“线索上解释，有点可惜。之后的研究或可追问：将臣僚进行横向分割、制造亲疏差序等，究竟是皇帝个体的自觉行为，还是背后有“看不见的手“呢？不同群体的臣僚们对于制度演进的推动，除了个人入仕、升迁等一点一滴现实而日常的具体需要以外，是否也有刻意对整体制度格局主动建设的动力呢？这些动力只是来自文官群体吗？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尝试去回答，或许，一定是有意义吧。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2页，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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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宋宦官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S02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33）阶段性成果之一。写作过程中，受到李全德、陈文龙、李怡文、胡珂、张亦冰、闫建飞等学友多方面的启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2] 刘子健在《略论宋代武官群体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中说，研究者们注意到宋代“重文轻武“的特点，却也受其影响，对于“受轻视的武官群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关注不足（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第173页）。

[3] 〔日〕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二章『宋代の武階』，同朋社，1985，第100页。

[4] 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中州学刊》1984年第2期；又收入氏著《点滴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第302页。

[5] 吴挺志直言“三途分立“的提法值得商榷，认为军职与武选官很难截然两分。参见《评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台湾）《新史学》第22卷第1期，2011，第170～171页。雷家圣认为武选官似乎并非文官、军职之外的第三种官僚，武选官与军职并非平行并立，而是上下级的关系。参见《评介：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韩国）《中国史研究》第74辑，2011，第387页。王曾瑜与作者在信中讨论了多个概念，特别是对军职的解释与作者不同。参见《关于宋朝武官、军职、遥郡等的通信》，收入氏著《纤微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第218～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