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准备，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头，以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是"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关于这一点从它们的政治纲领便可以看出来。两个组织的政治纲领虽然在一些文字上有所区别，但都跑不出以下几条：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而且名为两个组织，实则是一套人马，因此，组织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团"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则为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领导机构实则有上述七人组成。但这组织讳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外虚伪地多次申明无此组织，且对未加入此组织的分子也加以否认。青白团、同志会在秘密中发展，极其严格。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居所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罩有灰尘的中山先生遗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等等。完成了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入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应该说，陈果夫、陈立夫没有考虑其他别的，他们把蒋介石摆在了神的位置上。蒋介石就是他们的信念，他们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蒋介石的身上。陈果夫、陈立夫认为，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也许正因如此，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格，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入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而且，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第九部分 19.打是亲骂是爱（3）
有了这些章程，"青白团"和"同志会"很快发展起来了，虽然人数开始并不多，但有相当的质量。因为，这些大都是""骨干分子，而且都身居要职，分布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陈果夫、陈立夫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如，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工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独裁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并拨出专门款项，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陈果夫、陈立夫对上海干社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嫡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理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分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充当了主要角色。
陈立夫在极力扩大组织的同时，极力强调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伧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