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对于这个宣言，蒋介石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这个宣言使中国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
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人到中国寻求同孙中山的接触，波达波夫就是最早的一位。据波达波夫说，1919年底至1920年初，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在接触中，波达波夫说服孙中山向莫斯科派遣两名代表。一位是廖仲恺，另一位是朱执信，于1920年8月取道欧洲前往莫斯科。波达波夫还将刊有苏俄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的英文版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
1920年夏，俄共（布）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拜会了孙中山。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准备把中国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中国南方军队的集结地区。刘江在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孙中山准备向苏俄派遣两名代表的想法，他们还打算在海兰泡呆一段时间。
到了1921年，莫斯科对孙中山和广州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4月21日，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介绍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情况。索科洛夫于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结识了国民党的代表李章达。据李章达反应，他想去莫斯科，以孙中山的名义建议苏俄政府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这项协议的旨意使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向新疆发动进攻，直逼中国四川的成都。那里有40000名中国国民党员，已经做好了策应这一行动的准备，并且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还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同他谈话时证实了李章达所说的话。李烈钧告诉索科洛夫，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同广州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李烈钧还表示，他到广州后就提出"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所以，索科洛夫向莫斯科建议，"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苏俄在远东政策中"最迫切的任务"。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8月28日，他致信契切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且告诉莫斯科，他已经当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由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所以目前还不能同苏俄进行商业往来。他在信中还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为此，孙中山迫切希望在此期间，能够同契切林或者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孙中山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的消息使莫斯科受到鼓舞，苏俄政府开始考虑直接同广州打交道。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松，就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代表团的问题提出咨询。他问道：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政府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11月6日，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表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之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
1922年2月7日，契切林告诉孙中山，莫斯科派来的朋友不久将会拜访他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位朋友会经常留在孙中山身边。4月25日，达林奉命来到广州，准备同孙中山建立直接的联系。两天之后，即4月27日，达林同刚刚从前线返回广州的孙中山举行第一次会谈。孙中山询问了苏俄老百姓的生活、工作情况，双方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问题。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达林同孙中山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会谈两次。在此过程中，达林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向孙中山提出了苏俄同国民党联盟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赞同，并且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援助。
在莫斯科同广州建立联系方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7月17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马林在报告中说，他对中国北方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相反，他对中国南方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认为这里的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他还发表文章，阐述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南方革命的必要性。
马林的报告和建议，对莫斯科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决定派马林再次来华，促成孙中山同莫斯科、共产国际合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援助，孙中山单凭国民党的力量统一中国显然是有困难的。况且，外国列强还在百般阻挠中国的统一。所以，对孙中山来说，他需要一位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只能是苏俄。正因为如此，在同苏俄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争取莫斯科的援助始终成为孙中山关心的问题。9月26日，孙中山同格克尔会谈时明确提出，他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俄国准备支持他实现统一中国的原则；第二，俄国用什么方式援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