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进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这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让我更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泪眼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得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