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
“你去哪儿？”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