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区。1974年在信宜发现一件中原生产的西周中期青铜盉，表明此时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1962年、1963年在清远发现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一号墓出土青铜鼎二件、簋一件及编钟一套(现存五件)等。二号墓出土青铜编钟一套七件、青铜罍一件及铜钺、矛、匕首、斧等。其中青铜罍是中原生产的；而青铜鼎则是当地制造的，特点是浅腹、三个细高足外撇，通称越式鼎。此外，刃部呈扇形、整体像靴形的铜钺，柄部铸成插腰站立人形的铜匕首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另外，在肇庆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多达100余件，说明广东的青铜文化到战国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广西地区。1949年以来在武鸣、兴安、横县等地出土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卣及钟等，反映当时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和交往。到了春秋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鼎五件及尊、罍、编钟、钺、剑、戈、斧等33件。其中铜鼎既有中原生产的蟠虺纹鼎，又有当地制造的越式鼎。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形制为侈口垂腹式，是中原西周中晚期时常见的形制，而其纹饰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双蛇斗蛙纹等，说明这是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此外，铜钺也是扇形刃、靴形，与广东清远出土的类似。1974年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已经出现铁器，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福建地区。目前发现较少。1974年在南安大盈发现了一批约为西周时期的铜戈、戚、矛、匕首、锛和铃等。戈的内部较长，后端呈凹弧形。铜铃及铜戚上所饰的纲状纹、曲折纹、波浪纹等，与当地几何纹印纹硬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建瓯阳泽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铜钟，厘米，公斤，形制纹饰与浙江、湖南出土者类似。此外，在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其中一片上面饰有云雷纹。同出有几何印纹硬陶罐及原始瓷豆等。

台湾圆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现有青铜镞等。其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锛等，与上述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出土的相类似，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圆山的古代居民也应是古越族的一支。由此可见台湾在商周时期与大陆已经有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节 云南的青铜文化

根据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云南地区早在商代晚期、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并有着强烈的地方特点。例如1975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9座墓葬，普遍用青铜矛随葬。少数大型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例如一号墓出土青铜器110件，其中有铜鼓一件。这种铜鼓与中原商代铜鼓形制不同，竖置，体如圆墩，上为圆形鼓面，束腰，中空无底。万家坝一号墓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铜鼓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南铜鼓。直至今天，这种铜鼓一直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既是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又是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六件一套的羊角钮铜编钟，这也是西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共计28套。每套由一件铜斧、一件长方形锄和一件方形锄组成。说明此时青铜工具已经普遍使用。又如23号墓，随葬青铜器577件，其中大部分是铜矛，此外还有钺、戈、剑、镞、臂甲和盾饰等，说明青铜武器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此外还出土了锄、斧、凿等青铜生产工具及四面铜鼓。而大量的小墓，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一件随葬品，说明此时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阶级差别已很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