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在写作
连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后来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不可逆转。作为局外人，他的观察正是从蒋介石钳制新闻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庆和宋美龄见面时，向她提议“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然而，这位受美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第一夫人“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费正清说，1943年是天命所归的变动，民心所向的变动。显然，蒋介石并没有意识不到这一点。除了控制舆论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办法。臭名昭着的《中国之命运》也是这一年抛出的。12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新闻检查局，近来各报对于经过检查、删扣的言论、新闻，常有“遵检“两字代替被删之文字而刊于报上，或留有不完全字句而附以“遵检“等字样登出的。这无异于违抗检查，都应一律严加取缔禁止。如有违背，应照违检例予以处罚。
被权势冲昏了头脑的独裁者，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简单道理真不容易啊！
［记事］
4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加强对新闻出版的控制。
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国民党摧残新闻事业，去年查禁报章杂志五百余种》的消息。
10月4日，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指令，战时新闻检查局核准公布施行《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12月15日，在沦陷后的上海租界，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被日本宪兵拘捕。《万象》创办人平襟亚因为发表杂文，对日伪有所讽刺，被日本宪兵拘捕，关押了一个多月。孔令境为世界书局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剧本丛刊》等，也因有讥讽日伪处，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关押了40天。读书出版社的关阳里、世界书局的赵侣青等也曾被捕。
12月，张静庐等联合生活、读书、新知、国讯等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光明书局、群益出版社、中外出版社等13家出版机构，发起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以后成员增加到27家）。
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
从2月到年底，黄炎培、张志让等主办的《宪政》月刊坚持每月举办一次座谈会，邀请各界名流、专家学者讨论民主宪政问题，并发表发言记录。
3月，桂林文化界提出改善图书审查办法。同月27日，针对出版业的困境，重庆《大公报》发表《物价与文化》的社评，引起出版界的强烈共鸣。4月5日，张静庐、黄洛峰、姚蓬子等6位出版人联名致函《大公报》记者，提出要求国民党当局“广开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读书之风气“等许多对症下药的意见。5月2日《大公报》以《出版业的呼吁》为题发表了这封公开信。重庆知识界纷起响应，4月29日，左舜生、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和文化界聚会，章伯钧提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最后推出茅盾等8人起草关于书报审查问题的意见书。当天《新民报》晚刊报道了这一消息。5月3日，张申府、孙伏园、曹禺、张静庐等50多人举行茶会，发出《重庆文化界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以及78人联署的《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提出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等意见，喊出了“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可以看作是一年后“拒检运动“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