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历史本就是一部战争史，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都是由战争所催生。西周末年的周王室内乱不断，宫廷争斗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光复之机荡然无存，从此，中国历史跨入春秋时代。当时曾被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还是以类似黑帮斗殴的态度对待战争——交战的一方找个由头，约个时间地点，叫上兄弟抄起家伙，听到号令集体冲上去。发起战争的初衷非常简单明了，既不会将对方统治者赶尽杀绝，也不会直接把持对方所有的土地。在其中一方撑不住的时候，只需要大喊一声“投降了“，战争也就宣告结束。胜利者得意扬扬班师回朝，而失败者也回家包扎伤口准备下次再战。
到了战国后期，诸侯国历经国与国之间的兼并和各自宫廷的内乱风云之后，尚存的实力大国屈指可数，这时候的君主，不仅运筹帷幄，制定战略总方针，在战争中更讲求战术。孙子有言：“兵者，诡道也！“双方交战本来就是你忽悠我我忽悠你的事情，谁也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规矩，喊个一二三之后再发起进攻，最好是一刀砍了你的脑袋你还在黄泉路上猜测凶手是谁。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春秋时，大家手拿中看不中用的兵器，跟着战车，左冲右突。一旦打起来，谁胜谁负也只有天晓得，兵器大家都差不多，甚至人数都差不多，说不定里面有几个天生神力的或者砍人特别厉害的，稀里糊涂也就赢了。
战国时，战车已经被骑兵完全替代，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你有能射二百步的弩，我就得拼命造出能射三百步的弓；你能胡服骑射威震天下，我就敢全民皆兵以武立国；你有火牛计，我来增减灶；你合纵之师披甲百万无人能挡，我便连横锁关东西二帝宰割天下。这些，是军事上的进步。
而政治上的进步更为突出。
春秋时期，国家管理体制依旧是周武王的做法，那就是依照“分封制“为表，“宗法制“为里的制度建立了一个以周天子为至高领导人，以奴隶主贵族阶级为骨干的统治集团。这种看似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其实有很大的弊端——政治权利的分散。《左传》中记载：“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国君作为天子之下的最高领导人，却没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在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等看似国君的家臣，但从身份而言，比国君之位相去不过一肩，于是，如同诸侯可以威胁天子一样，强臣取代故主的大戏一幕幕上演。
父子兄弟争相夺位，互相残杀屡见不鲜。鲁国国君四世无权，宋为戴氏取代，齐易手于田氏。到战国时，更富戏剧性的是，晋国不仅被三家瓜分，晋侯反而必须向韩赵魏进贡，而晋国其他姓氏也渐渐消失在政治舞台上。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带有盲目性的砍杀，而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于是，各国开始注重整合国内资源，将一部分资源用于军事行动，而另一部分用于稳固发展国内实力，不同力量的分编就逐渐形成了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剔除亲贵阶层，“集权“于君主一人之手，在战国中期的诸侯国内已经非常普遍。
这种集权式的统治，直接将封建社会分为两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可以分得绝对的权力，国君跻身于“至高无上“的“天子“行列，但是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突变，而是在各国复杂的政治活动中，随形势逐渐演变的结果。
春秋时期，在统治集团内部，诸侯国君，卿大夫的身份与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由不得个人放弃或选择，可想而知，数量骤增的是“士“这个阶层。在战火四起的<a href=https://arget=_blank>年代</a>，人数最多的阶层往往是最受影响的阶层，这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选择新的出路。而广为人知的就是，士阶层涌现出了大批有思想有见地的饱学之士。各国为图霸业，就会选择贤能之人为自己效力，并且推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变革，政治结构较之以前更为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