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西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而在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来定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朝统治者巩固并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但是，这一理论虽然有宣传“君权“的一面，也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指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在《春秋繁露·尧舜不善移汤武不专杀》中说：“且天之生民非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董仲舒对于皇位更换和改朝换代的解释。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会出现自然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还不知畏惧，大祸就要临头了。
董仲舒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社会的“大纲人伦、道观、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尽管这一哲学理论遭到后世的严重批判，但是对于西汉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无疑是最适合不过的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认为“道“是源自于天的，“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永远不变。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的观点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更不同于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伪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通过教育就可以达到人性善的结果。君主要按照天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这一理论的重点就是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的“寡语“、“节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显然为封建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西汉对历史经验总结后并经历几十年的选择而确立的官方哲学。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的新思想体系。他不仅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确立了帝王的绝对统治权威，还用“三纲五常“这套伦理学固定了社会阶级架构，而他“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彻底把他的新儒学思想推上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又会禁不住提问，为何汉武帝会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呢？因为法家在大秦帝国的惨败，让新的统治者心生畏惧，而先秦百家思想中的显学——儒家和墨家最具有名气，墨家的思想显然是不受帝王青睐的，在秦末汉初，儒学经历秦朝时的低谷期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至汉武帝时，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每一门学科都是儒学的渊薮，所以很容易统摄社会的思想信息。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儒、从儒，如鲁申公自楚返鲁之后，“退居家教，终生不出门“，但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汉武帝相中了儒家思想。
此外，汉武帝之前的政治特点，是：“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欲政治“后，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a href=https://..vip/Tags_Nan/ target=_blank>情有独钟</a>，关键是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其次，《春秋》公羊传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颇采儒术以文之。“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此话太过直截了当，直戗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也仅是“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