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朝初期，迅速加强集权、造势、创建“法治“氛围，是必须的，采用哪一种“术“来达到这种目的就成了关键所在。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如果秦始皇没有这么做，就会出现三种局面。
第一种，秦朝自上而下依旧坚持“法治“，但是采纳儒家的建议，那么秦朝就是这个样子的——秦不设郡县，依然分封其他六国为诸侯国，或者给予其他名分，总之，满足儒家的愿望，在诸侯国内部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思想主流，也就是“一国多制“。这与周天子的天下所不同的是，众诸侯必须严格按照秦朝的法律，秦朝也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来控制诸侯国，以防其暗中集结势力。但这样一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秦始皇的座位就又成了众人争夺的目标。相当于秦始皇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于是，我们开始想象。如果李斯也像董仲舒那样有忽悠的本事，是不是大秦就不至于那么短命呢？资产阶级自由这在秦朝还只是妄想，那引领中国跨入法治社会还是有可能的吧？如果是那样，大秦朝会有怎样的一番历史？
不管谈及哪种思想主张，抛开时代背景和阶级情况，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切实的意义。所以，我们只谈在秦朝时期，多种思想融合后所带来的后果。与儒家并为显学却没有大放异彩的就是墨家。墨子是平民出身的，他的思想主张偏重于平民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尚贤“。如果，李斯或者其他什么能人，以法家思想为主，兼容墨家思想“非攻“、“尚同“、“尚贤“的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且取儒家思想中不同于“兼爱“的平等原则——“人皆可以为圣贤“、“爱有差等“，以及教育教化民众的思想，那么如果把大秦朝的统治思想作为一架飞机，此时就变成了这样子：以“法“为机身，以“墨“为机翼，以“道“作为窗，而以“儒“作为飞机上的航行灯。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以特定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家出身于朝廷大臣阶层，却心系统治者和社会发展；儒家出身贵族，偏向于教化百姓安于统治，教化统治者要以道德治国，其实，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墨家出身于平民百姓，偏向于社会发展、发明创造，希望上下中和，凭能力决定社会地位，这当然是偏向于百姓的；而道家注重个人、个性的发展。
既然“尚同“，那么所有的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须一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秦始皇拉下来，放到秦法之下。这样，普天之下，具有绝对权威和最高地位的就不会是人，而是法。秦法将位于社会系统的顶层，凌驾于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单位之上。这样一来，有几个好处。一、这就打破了君主专制及后来的中央集权专制，摆脱“人治“，为彻底走向“法治“奠定基础。二、此时的法律关系到每一个人，既然如此，就必须具有普遍性。所以，制定法律就不会单纯地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取法于各个社会阶层，从社会中挖掘适用的规则。三、法律的存在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安宁，而不是仅仅为了权力集中，这样一来，法律就必须是明文规定的，并且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