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处于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北部，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处于美国统治下的越南南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在全国的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在它们正在推翻的政权的鼻子底下征税。不管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占领势力，那种在装甲护卫下开过村庄的现象欺骗了它们。这并不表明行政上的控制，行政上的控制可能掌握在反抗者手里。福尔认为，对军事硬件的强调是个大错，因为这贬低了行政管理要素。
越南的共产党能够革命胜利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能够和民众紧密地打成一片，这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从未做到的。确实，在两次越战中，反共派和外国白人联手，这注定了其努力的失败。法国或美国都没有现成的一揽子政治计划来兜售给当地，甚至西贡的统治者在其国民中也缺乏合法性。吴庭艳和后来的西贡政府是由越南中部和北部的城市天主教徒控制的，他们不喜欢越南南部农村的大部分佛教徒。西贡的官员居住在城市，他们讨厌被派往各省和农民一起工作，而这恰恰是共产党的长处。
可以肯定的是，恐怖在革命性的政治战争中发挥着作用。越共谋杀了很多西贡的官员和政府任命的村庄领导人。但村民对这些恐怖事件的恐惧并不一样，因为谋杀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其目标是那些无论怎样都属于局外人的人。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越共的做法就是对那些同外国勾结者的法外惩罚。当美国人使整个村庄都消失时，那才叫恐怖。他们用炸弹进行轰炸，那可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性。
反叛者正耐心地建构网络以取代现有政权，而占领者或政府则焦急地试图诉诸武力来获得合法性。对平民的杀害使更多的人同情游击队并加入其中。政府对武力的过分依赖，销蚀了它领导这个国家的脆弱的道义主张。一些批评家怀疑，美国民众及其领导人是否知道自己在越南要反对什么。美国在打一场军事战争而其对手在打一场政治战争，并且最后政治比军事更为重要。一位在调查仍在冒烟的村庄废墟的美国官员说：“遗憾的是，为了保护这个村庄我们不得不摧毁它。“
革命的几个阶段
在其1938年出版的一本经典著作《革命的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1898—1968）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所有的革命都要经过相似的阶段，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要经过一场疾病的几个阶段一样。在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布林顿发现了下述一些大致的共同点：
旧政权的腐朽 政府瘫痪，税收增加。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事实上，政府也不相信自己。知识分子将他们对现政权的忠诚转向一种建设性的理想化体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经济通常处于上升态势的情形下，但这种态势却激起了不满和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