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大兴安岭西南麓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活跃着一支强大的东胡族，他们和西边更为强悍的匈奴族交战，最后被匈奴一代英主冒顿单于击败。有一支退居大鲜卑山，他们和匈奴西迁后留在兴安岭西麓的匈奴遗民通婚，繁衍后代形成了一个新的游牧民族——鲜卑族。顺着大兴安岭山脉往北，在今天鄂伦春自治旗的境内，尚存鲜卑族发源的“祖洞“——嘎仙洞。兴盛起来的鲜卑族横扫整个草原，然后整军南下，先占据了处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界处的重要据点平城（大同）为首都；紧接着再往南开拓，占领了中原文化标志性城市——洛阳作为国都。从此，鲜卑族逐渐融化在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之中。
鲜卑的骑兵离开这块土地后，契丹族、女真族接着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受汉人的影响开始舍弃游牧方式而进入农耕社会，并在大兴安岭西麓的草原上建造了上京临潢府，以此来控制仍然桀骜不驯、漂移不定的其他游牧民族。
当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凭着武力战胜北方的汉人建立政权后，他们接受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他们的命运无一不是：被更为纯粹的新兴的游牧民族击败。
金灭辽是如此，蒙古灭金亦是如此。
到了十二、十三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不，比这块土地广大得多的欧亚大陆，唱主角的是蒙古民族，他们把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推向到一个顶峰——后世从未逾越的顶峰。大兴安岭西麓的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色楞格河、西拉木伦河，是蒙古帝国的福地，此地水草丰美，成吉思汗以这块土地为基地，统一各部、积聚力量，然后才能如飓风般向西、向南横扫。
自五代十国开始，一直到明太祖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占大都，将蒙古铁骑逐回大漠南北，汉民族向北防御的生存线——燕云十六州才重回华夏。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干脆将首都迁到北京，开始了两百多年的“天子守边“。即便如此，明朝从来没能够解除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有雄才大略的成祖死在北征途中，其驾崩处即大兴安岭以西的乌珠穆沁。最终明朝对中国的统治权，被另一个游牧起家的民族——女真的后裔满族所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