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琼等人阖门自守，假冒清高，却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肆无忌惮地放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因为“当涂高”乃“当道高台”之意，而“魏”字亦可解释为“高台”，故杜琼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宣扬“取代汉朝者，必为魏国”。杜琼虽食蜀国俸禄，却公然以此等谶言蛊惑人心，可见当时蜀中思潮之一斑。
而学府中还有人在散布更为耸人听闻的言论：“先帝名备。备者，准备之意也。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也。由此看来，后主只做得禅让之君，刘氏帝业不会长久，后日定准备禅让与他人。”
蜀国养了如此一批学者，其实早已病入膏肓，注定了最后覆亡的命运，只不过这种病症平时隐于体内未被发觉罢了。
却说后主投降魏国之后，被迁至魏都洛阳，后被封为安乐公，度过了平凡的一生。蜀国旧臣也转而投魏，均被魏国委以官职，开始心甘情愿地侍奉魏帝。
当时有一魏人同情后主的境遇，特意造访他的府第，试探道：“您来魏之后，日常可有不便之处？想必有时睹物思情，也会想起昔日蜀中岁月，难免感伤悲叹吧？”
哪知庸碌的后主欣然答道：“哪里！哪里！魏国四时气候宜人，每日佳肴美味，我在这里早已乐不思蜀了。”
不思故土若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淡泊无求，倒也令人肃然起敬，但后主的乐不思蜀是贪图物欲的本性流露，只能令人感到可悲可叹了。
魏国直至孔明死后才终于能够高枕无忧。
不知不觉之中，朝野上下忘却了连年的外患，到处洋溢着安逸和乐的气氛，天下太平逐渐助长了奢华享乐之风。这种征兆发端于魏国上层，洛阳率先以魏帝的名义大兴土木，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建造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除了这些大殿、高阁之外，魏国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资财，兴建了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等林泉、宫苑，据说为此动用的天下工匠有三万余人，人夫更达三十万之众，这自然是不折不扣地滥用国帑。
曹睿这样的明君为何也会堕入大肆挥霍的浊流？这或许应该归咎于他向人性弱点的回归，抑或解释为文化的自然循环。
这些新建殿堂楼阁的雕梁之美，华栋之妍，壁瓦之灿，金砖之丽，无不使人眼花缭乱。其豪奢雄伟，更是无法比拟。然而奢华的背面，社会底层正在传出人夫疲惫的喘息，街头巷尾也在蔓延着市民埋怨的阴霾。尽管如此，魏帝犹嫌不足，他催促官吏修缮芳林阁，诏令各地上送巨大石木建材，征用耕牛运输土方石瓦，无止境地滥用百姓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