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南半球，在布里斯本从容漫游，到雪梨访亲问友。当我在黄金海岸仰望蓝天，当我骑马穿行东澳的草原森林时，我有飘然若仙之感，这裡是天涯海角，抑或是人间乐园？当我透过饭店的玻璃窗凝望雨中的街景时，我想起毛姆笔下的异国风情，眼前浮现出高更隐逸后的奇异色彩。那时候，点点滴滴美丽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丝丝缕缕爬上心田的情绪，竟然是我那遥远的故乡，日渐远去的童年回忆，青春岁月，连带著故国山河的旧创和顽强的生命。人生若旅，我彷彿行走到半生的尽头？
澳洲归来后，家父敦促我去巴黎、伦敦，说那才是近现代欧洲文明的中心；友人劝诱我去纽约、芝加哥，说那才是当今文明的尖顶。然而，此时此地的我，心已另有所繫。多年来的东西南北，岁月长久的飘来游去，我心中总是无根，我感到失去自我的仿徨。当种种新奇浮华消退以后，一种质朴的返祖归根的情绪由我心底浸润开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幼小熟读成诵的〈归去来辞〉响起，陶公高远明澈，冥冥中引领我脱出迷津。
「悟以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我有所领悟。我欲回归中土，我欲呼唤祖灵，我欲沟通古今，我要以有限的生命，作文化和人生的归结。情思涌动之下，我萌发一种终生之志：将已经活在我心中的一段历史，即秦汉帝国的历史，作复活型的叙述。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繫，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悉。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著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著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形式，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越，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包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于笔记和通史的体裁来表现。长久苦痛之馀，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寻求。
历史学的本源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史实的叙事。司马迁一部《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重读《史记》，在确认史实可靠之馀，再次感歎太史公叙事之良美，思虑之周详。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正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我获得又一种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
黄仁宇先生的《万曆十五年》，是当代史学中一朵光彩异放的奇葩。黄先生用一种崭新的文体，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开启了一代新风。一九八○年代，我初读《万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时过境迁，我重温《万曆十五年》，仔细体味之下，感悟到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一种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
秦汉帝国的历史，古来依靠的是文献史料。这些年来，得益于数量庞大的考古发掘，新出土的史料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传世文献，结合新旧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已经重新改写了历史。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复活历史的根据，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检之下，使我想到发掘报告书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秦汉时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数百年间亿万人生活过的历史，所留下的文献遗物，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常常感歎，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孤舟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所能知道的古史，不过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雾。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繫。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莉丝蒂笔下的白罗。
我读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感慨于作者作为史家的博学多识和他高超的表现技巧。我读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他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写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当我读完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叙述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十二册大著《罗马人的故事》后，我明白秦汉帝国的宏大历史画卷，需要连续系列的形式。法布尔的《昆虫记》我是小时候读过的，重新浏览之馀，我记下了一条笔记：「《昆虫记》以科学报告为材料，以散文形式写出，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内容以昆虫学为基础，掺入观察叙述，往事回忆，理论性议论，经历讲述等，可谓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值得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