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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真郡治即今天越南的清化,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老百姓以渔猎为生,还不会牛耕;社会发展也相当滞后,嫁娶还没有礼法。老百姓想吃粮食就必须跑到交趾(今我国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去买,至于婚丧嫁娶和传宗接代都是顺其自然。

任延到任后,一方面铸造和推广铁制农具,手把手地教老百姓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大力兴办文化教育,规范民约民俗。

这样,几<a href=https:///tuijian/nianxiagong/ target=_blank>年下</a>来,加上风调雨顺,老百姓五谷丰登,生活改善,而又婚嫁有度,文明有礼。

不少在这样崭新社会形势下生儿育女的老百姓感激地说:“没有任太守就没有我们的儿女!”

于是,不少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以“任”为名。

这还不算,九真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任延的感激之情,他尚在任时就自发集资,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祠堂。

后来,任延转任武威太守。

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同时,他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

他还下令,官府所有干部职工的子孙都必须上学读书。对于学得好的,政府就免除其徭役,特别突出的,给予破格提拔重用。

这个政令安排下去,武威广大干部群众重教重文蔚然成风,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逐渐好转,官衙里、乡野间彬彬儒雅之士日渐增多。

这样,由于朝廷重视,并且制订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地方郡县秉持文化教育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思路和道路,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不仅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学校还在老少边穷建立起来,文明的光芒照射到了各地。帝国疆域之内,几乎所有的郡县都办起了官学。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其力作《东都赋》里非常欣喜地描述了这种文化教育兴盛的局面,说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用来说明当时学校之多、之盛,还是可见一斑的。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私学繁荣,甚至堪与官学一比。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朝廷大力提倡发展教育,而官学难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求学愿望。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这个时期,私学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官学。

除了上面说的生源充足,私学师资队伍也很强大。

太学里的博士就那十几个名额,地方官学老师的编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饱学之士不能进入官学教师队伍,就自己办学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经的学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经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