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回忆：“抗战前一年，是我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新年。除夕深夜，费彝民、王芸生两兄驾车来邀去观光上海的新年夜景。先去老城隍庙和永安公司的天韵楼兜了一圈后，到了南京路的红庙，只见成群的莺莺燕燕，都穿着一色的红绸裤袄或红旗袍，一个个虔诚跪拜，烧纸钱上香，还有些西装革履或袍褂俨然的青年或大腹便便的壮年们跟随着。听说，这些姑娘们，都是一等、二等班子里‘生意上’的。”
1927年秋，罗亦农在上海新闸路麦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个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房子和家具都不错，用郑超麟的话说：“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这里办了数桌酒席，瞿秋白、王若飞、陈乔年、苏兆征、邓小平、郑超麟、夏之栩等二十来人到此过年。郑超麟后来回忆说：“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还记得不少参加的人。”很多人大概因为平时处于险境，神经绷得过紧，借着过年彻底放松一下，因而有郑超麟所谓“痛快”一说。席间不少人都喝醉了，郑超麟当时正和刘静贞谈恋爱，遂成为大家哄闹的对象。郑寻机从后门逃走后，却被王若飞醉醺醺地追到街上把他拉了回去。
沈尹默回忆说：“‘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三、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逿先（朱希祖）、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繁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
画家司徒乔回忆说，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学请我吃辞年饭，我走到筒子河边，经过一间施粥厂门前，突然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高举着棍棒，手推脚踢把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扑打出来。问起原因，是那妇人讨了一碗粥给孩子们吃了，最后想为自己讨一碗，就是为这，四个大汉子扑打凌辱她。这灭绝人性的事件使我无法参预同学们的除夕宴叙，我跑回宿舍，把当时情景快笔记下，因为素描基础不好，又是凭记忆追溯，画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认得出那笔线所倾诉的东西”。这幅画后来被鲁迅从一个展览会上买去。
1934年春节，茅盾写了一篇《上海大年夜》，他自称这是他实地考察的记录。茅盾后来回忆说：“报纸上早就说‘市面衰落’，实际是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东要求巡捕封店，还没解决，因为工部局如果发封，就伤它统治下的大上海的体面。各报也因农历大年夜而停刊，但出有号外，这些号外上，只有电影院的广告，极尽夸大、刺激、诱惑的能事。马路上，排着长蛇阵的，只有电车、公共汽车和私人的或出租的小汽车。黄包车几乎无人光顾，因为它们的老主顾——小市民，口袋已经空了。电影院（高级的）却是每场都满座，我们九时半去买票，跑了两三家，都没有买到。后半夜，大上海的马路上已经冷冷清清。归家的路上，碰到一位乡亲，他告诉我：南京路的商店只有两家半是赚钱的；这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是冠生园。”
1935年除夕，鲁迅致信黄源：“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次日，即大年初一，鲁迅又致信杨霁云：“今年上海爆竹声特别旺盛，足见复古之一斑。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
1927年，郁达夫独自一人在上海过年。除夕，他在沧州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陆续来旅馆洗澡，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Manager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第二天的日记说：“火炉熊熊不息，室内空气温暖，一个人坐在curtain（窗帘）后，听窗外面的爆竹声，很有点出世之想……很想在此地久住，但费用太昂，今天午前，必须离开此地，不过将来若经济充裕的时候，总要再来住它一两个月，因为地方闲静清洁，可以多作冥想的工夫。”郁达夫离开沧州旅馆后，到创造社出版部吃午饭。“午后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输了两块多钱。傍晚五时前后，出至周家，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
1940年2月7日为除夕，时宋云彬在桂林，日记记道：“晚五时，去开明，吃绍兴酱鸭、鱼干，均佳，白鸡亦好。六时一刻，赴新生菜馆，应国新社之邀。餐后，参加国新社联欢会，余已小醉，歌昆曲，大笑，不觉酒涌上来，醉态毕露。杨彦英、丁务样、林山挟余归寓，倒头即睡，不知东方之既白。”次日（大年初一）又记：“昨宵醉态毕露，传为笑柄，晨起尚觉头昏，吃橙子两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