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有野趣之好。在西南联大时，他平时住在昆明郊外僻静的县里，除到昆明授课外，便是独居著书，用一年时间写了洋洋50万言的《国史大纲》。陈寅恪曾来这里一游，笑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后转投成都的齐鲁大学，同样选择城外三十余里的一座孤宅。他函告学生：“乡居最惬吾意。”
钱穆与钱锺书家有旧。杨绛和钱锺书订婚后，1933年秋天从无锡北上清华读书，钱穆则在燕京大学教书，钱锺书的父亲便把杨绛介绍给钱穆同行，以便有个照应。两人一路无话，杨绛回忆说：“我们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没有什么谈兴。”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杨绛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钱穆却说：“此古战场也。”钱穆告诉杨绛，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杨绛说：“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而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汪曾祺在高邮县城读初中时，护城河沿河栽有一排很大的柳树。汪曾祺说：“柳树远看如烟，有风则起伏如浪。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烟柳’、‘柳浪’，感受到中国语言之美。可以这样说：这排柳树教会我怎样使用语言。”
1948年夏天到1949年夏天，汪曾祺在北平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他后来回忆：“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我就到屋里看书。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漫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钱穆是无锡人，他在20岁上下的时候，大约有一年时间，每周都坐船来往于家乡的梅村和荡口两镇。他晚年回忆说：“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