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湘15岁考入清华，后因抵制学生早餐时的点名制度，记满三个大过而被学校开除。他在写给低两级的同学罗念生的信中说：“你问我为何要离开清华，我可以简单回答一句，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是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柔。”后来他还当面告诉罗念生，他恨死了清华，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劝他送儿子入清华，这样才害得死人。
朱湘从不看电影，认为那不是艺术。
上世纪20年代，丁西林对梁实秋说，他理想的家庭具备五个条件：一是糊涂的老爷，二是能干的太太，三是干净的孩子，四是和气的佣人，五是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供应。
丰子恺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为了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有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
学者钱穆认为，快节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种高级活法。上世纪40年代，他曾说：“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下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钱穆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呢？他说：“人类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