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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颠覆火车和破坏矿山等事件。 切尔诺夫根据李可夫的指示，用制造瘟疫、降低生产指标等手段破坏农 牧业生产。而罗森戈尔茨在外贸人民委员部从事破坏活动，资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据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的指示，在西伯利亚、 北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组织富农暴动组织，企图 当苏联受到外国进攻时在后方进行破坏。1934年，李可夫亲自组织了企图暗 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1937年8 月，罗森戈尔茨竭力要求斯大林接见他，以图对斯大林下毒手。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组织了谋害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行动。高尔基是由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克留奇科夫、布拉诺夫毒死 的。杀害古比雪夫的行动是由莱温和古比雪夫的前任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完成的。杀害明仁斯基的行动是由布拉诺夫、莱温、卡扎科夫完成的。 莱温、卡扎科夫还害死了佩什科夫。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企图谋害叶若夫。 判决书中说： “尼·布哈林及其同伙企图杀害弗·列宁、约·斯大林和 雅·斯维尔德洛夫，拼凑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组成的新政府。为实现阴谋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尼·布哈林的同意和 认可，于 1918年 7 月掀起了莫斯科叛乱；而女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1918年 8 月30 日谋杀弗·列宁的行动，则是以尼·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阴 谋的直接结果。”(43) 判决书说，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 18名被告“承认犯有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 （1926）第58—1 （a）、58—2、58—7、58— 8、58—9、58—11诸条款所载明的罪行，被判处刑事惩罚中的极刑——枪决， 没收个人所属的全部财产。”(44) 1938年 3 月 15 日凌晨，被列宁称之为“理所当然地是全党所喜欢的人 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和他 们的难友们一起被枪决。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沙皇的宪兵和暗 探局、白匪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所未能办到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 命胜利20 年后，被一些人轻易地办到了。可以想见，在这一天，那些曾把这 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视为叛逆，而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 们，会和苏联的某些追求个人权欲的人一样，感到庆幸。 对于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经验，他们从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着他们 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经受了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所经受的一切， 受尽了牢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经受了自己的亲属被作为人质时的巨大的 压抑和痛苦。同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同样受到了斯大林关于可以保留他们 生命的空头允诺的愚弄。他们所经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实说，丝毫不逊于他 们在沙俄的监狱里经受的折磨。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审判的组织者 们真的相信他们是阶级敌人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制造伪证 诬陷被告而得到证明，因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着这样 做的。既然不是这样，这些革命的同志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无情的待遇呢？ 看来，这只能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寻求答案。对于 这一点，曾经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经历过20 年代的党内斗争的布哈林、李可夫 和克列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历史的经验和30 年代的新鲜经验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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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刑讯、人质和欺骗的全部意义，使他们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诺。 他们懂得，不管他们坚持真理还是昧着良心屈服，他们都要被消灭。他们没 有拿原则作交易，而是冷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们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不同，他们对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们勇敢地面对 死亡，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虽然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但由 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理解采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临刑前， 布哈林很镇静，他要求给他铅笔和纸，以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他的要求 得到了满足。信的开头是以称呼革命时期斯大林的化名开始的： “科巴，你 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45)斯大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连同列宁针对斯 大林粗暴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而写的那封尖锐的信等类似文件，保存在他办 公室的抽屉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的家属，大都因为是 “人民的敌人”的 家属而受到了株连，被监禁和流放。或许正是因为把他们当作人质，并允诺 保留他们的生命，才迫使他们的亲人同意作出当局需要的交待，接受当局的 任何判决。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万诺夫、乌格 拉诺夫以及雅哥达等人的妻子都被送进了劳改营。甚至卡扎科夫的儿子也被 监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儿 1939 年 6 月被捕，在监狱的半年中被审讯了 35 次，后来被流放。雅哥达的妹妹也被送到了劳改营。切尔诺夫的妻子、儿子、 儿媳、女儿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儿玛丽亚 1938年在法庭上为父亲和她本人辩 护，当天即被枪毙。死时年仅23 岁。 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怀疑这些被审判的人是人民的敌人。苏联的 报刊于 1938年2 月28 日开始报道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自该日起直到被 告们被处决，苏联的报刊像前两次公开审判时一样，充斥了所谓劳动人民集 会、来信、签名的报道。他们一致要求严惩这些 “卑鄙龌龊的杀人犯和间谍 的匪帮”。报刊的社论和文章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关于无情惩处罪犯的要求。 当时正在召开的科学院生理学大会通过了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致敬的决议。没 有政治气节的 “民间诗人”江布尔照例为《真理报》炮制出一篇题为《消灭 它！》的诗作。按照报刊的报道，人民似乎对判决的执行感到极大的欢欣和 鼓舞。苏联著名作家、 《永不熄灭的月亮》一书的作者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通过小说 《继母》中的一个人物说：“我一拿起报纸和书，第一件使人惊讶 的事，就是都在说谎，劳动，社会生活，家庭关系中到处如此。大家都说谎： 共产党员、资产阶级分子、工人、甚至革命的敌人，整个俄罗斯民族在说谎。 这是怎么啦？群众性的精神变态、病态、盲目状态吗？”(46)皮利尼亚克所 说的正是30 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精神状态。正是因为他在披露伏龙芝之死内 幕的小说 《永不熄灭的月亮》等作品中，表现出的直言不讳，他于1938年被 当局秘密处死。 判决执行以后。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似乎被历史抛进了阴暗的角落。报 刊继续连篇累牍地歌颂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关于北极探险队帕帕宁等人的 连续报导特别醒目。3 月16 日，探险队的人回到了列宁格勒，于是报刊上大 肆渲染起对他们欢迎、接待、颁奖等活动。一时，鲜花和香槟酒的芳香掩盖 了布哈林等革命家被残杀的枪声。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开始准备最高苏维埃 的选举。选举运动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运动，其中包括对镇压所谓的人民的敌 人这一功绩的歌颂。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