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也不是全然断了希望，上海之行虽说仓促，赵平复还是带出了“用毛笔誊写得非常漂亮”（林淡秋语）的那部长篇手稿。初到上海的两个月里，他把这部稿子重新修改了一遍，并端端正正地在书稿的最后一页签上“1928年8月9日午前誊正于上海”。两天后，在一封写给兄长平西的信中，他报告了这一消息，“夙兴夜寐，努力读书作文，目下已将二十万字一书著好”。在这封信中，他还隐喻自己虽然羁身上海小小的亭子间，但那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这条胸怀吞舟大志的鱼儿一定会游进更广大的海域。
这部气氛悲苦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朱胜禹的青年在贫穷和疾病的双重挤迫下心理变态，最后在未婚妻自缢后服毒自杀，写作者自身和时代的病症使得小说的叙事像一场咬牙切齿的诅咒。他在小说前面简短的自序中，流露了表现“时代病”的野心：
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过程……我就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遣恨，结构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是我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愤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一天，从广州中山大学来沪的旧友林淡秋来看他，问起目前生活如何，以后怎样打算，他从抽屉里取出了那两大厚册的稿子，翻了翻说，“暂时只有靠这部稿子了”。朋友问他，找好出路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打算去找鲁迅先生。”
同年8月，赵平复在一封给兄长的信里说：“近日此间亦有一中学聘弟，如月薪有八十元，福即允诺，若太少福决不就，仍自求读书作文，为前途计也！此信一到，望西哥为福设法（银）洋五十元寄下。”过了些日子又去信说，中学教书的事也靠大不住，倒不是为钱的多少，而是因为有别的缘故，实在是不想去了。“沪外友人，虽时有信来邀弟，而弟情愿在沪谋生，并望一有机会，即赴海外读书，故不愿离此。”“但求人不如求己之态，愿自己吃苦，自己努力，开辟自己之路！”（1928年8月11日柔石致赵平西信）有一种说法是，他那时认识了鲁迅，鲁迅劝他不要去中学教书，专心文学，并把他的稿子寄给了北新书局。
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７日，赵平复的名字首次在《鲁迅日记》上出现。这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周建人、许广平、王方仁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赵平复也在被邀之列。这显然不是赵平复初次与鲁迅相识，三年前，他就在北京听过他讲《中国小说史》，但对鲁迅来说，这个操着一口浙江话的模样淳朴的青年是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或许是他的淳朴，也或许是他殷殷无助的眼神让大师动了恻隐之心，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同乡，慨然应允一定会细细看他这部长篇的稿子。
这年９月，鲁迅从靠近宝山路的闸北横浜路景云里２３号迁居到里内１８号屋，他随即就想到了这个居无定所的青年，介绍他和厦大的学生王方仁、崔真吾一同租下他刚刚搬出的屋子。考虑到他们在上海都没有眷属，饮食多有不便，还叫他们来与自己一起搭伙用膳。在日记中赵平复这样叙述他在鲁迅家吃饭的感受：“好几次，我感觉到自己心底是有所异常的不舒服，也不知为什么，可是在周先生吃了饭，就平静多了。”他说出这样的话也应该不是对一饭之恩的奉承：“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知识。”
赵平复按捺不住兴奋，致信兄长说：“福已将小说三册（《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信中还说：“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元，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元，以廿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元，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①可见当时他每月维持衣食住行和零用购书的基本生活费为30元，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元左右。
鲁迅悉心看完这部书稿，赞之为“优秀之作”，并慨然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1928年10月，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当时上海各书局所订的版税通常为15%-20%）。他以前的《疯人》是自费出版的，像这样由书局正式出书，有版权又有版税的收入，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他给兄长写了一封空前长的信，详细说了“卖版权”还是“抽版税”的情况：
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一百本的书，分给你二十元。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元，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元，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元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