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时候，这些青年想到了合伙办刊物搞出版，二三十年代的文艺青年，到了上海不卖文、不办报刊就好像白在上海混了似的。他们想好了，合伙建一个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以后再陆续出版图书。特别是王方仁说到他哥哥开的“合记”教育用品店可以帮助先垫付印刷的油墨、纸张，还可以帮助代售，他们更是好像看到了成功的样子。开办的时候说好每人股金50元，鲁迅参了一股，拉许广平参了一股，赵平复的那一份，因一时交不出钱，也是鲁迅垫付的。所以鲁迅在里面参到了一大半。取陆机的“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之意，“朝花社”就这样开张了，拟办的刊物也就名之为《朝花》周刊。
尽管只是一本16开8版的小刊物，鲁迅还是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首期出刊，他为刊名“朝花”设计了美术字，还选用了英国版画家阿瑟·拉克哈姆的一个画来饰刊头。他手把手地教会赵平复他们如何编辑一本刊物：办刊物既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形式也要生动，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以压抑之感。他还帮助他们编选了一些近代木刻画的选集。
几个合伙人里，崔真吾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王方仁常东奔西走，实际都是赵平复一个人承担着编辑、制图、发稿、印刷的一揽子事务。可是王方仁那个开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给他们供应的纸都是从拍卖行拿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用来印刷木刻图版，质量次得没话说，自然影响了刊物销路。再加他欺赵平复不懂经营，“相信人们总是好的”，常常借故拖欠书款甚至赖账，以至刊物出到一年后竟出不下去了。赵平复只好用自己著译所得的仅有一点稿费去抵偿债款，鲁迅也赔了120元，至此社事彻底告终。
鲁迅后来回忆这事：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花，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里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经此挫折，赵平复觉得自己在这个坚固的社会面前还是太敏感太脆弱了，“神经末梢太灵动的像一条金鱼”。鲁迅像一个父亲一样告诉他“象的哲学”：“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1929年10月14日日记）
越来越沉入孤独的黑暗中的鲁迅，对他中意的青年自觉不自觉地流露着父爱的感情。这青年身上一种特殊的东西拨动了他的心弦，他对之的喜爱之情与日俱增。他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这个青年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每次会见友人，上馆子请客吃饭，更是把赵平复当作家人，邀他与许广平、周建人一道作陪。即便是偶尔的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也喜欢邀他同行。而赵平复，这个乖巧的年轻人，也总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先生的面前，问他有什么需代办的事，相帮着处理一些诸如寄书、寄信、汇款、去出版社取版税等杂务。当时鲁迅想搬家，他就一次次地陪同着去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蓬莱路、海宁路等处看房子。他成了鲁迅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在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温暖的记载：“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复雪峰同食”，“因有越酒，遂邀雪峰柔石”。即便是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这日，鲁迅到会演说，查这一天的日记，也有“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