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少年殷夫再度入狱，时徐培根留学德国未归，这个大家庭的又一个女人——大嫂张芝荣——凭着丈夫的关系疏通了关节，再次营救出狱。当女人们在乡下哭成一团时，少年惊叫着，“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
1929年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少年的爱情创伤刚刚弥平，又迫不及待地重返上海。在三哥徐松庭处，他读到了大哥从德国写给他的信。他觉得再也不能重投温情罗网，当夜写了一首《别了，哥哥》的诗，要他大哥把“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把“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作为一场噩梦收回去。他说他已经选好了一条道路——这条路，“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但他决意要走下去了。诗的最后两句像一封火药味浓烈的战书：“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两个阶级交了战火。”
这些革命话语在激情的驱使下如洪水奔涌，固执、自信而谵妄。“阶级”、“斗争”这些词语滋生的新知识的谱系，把亲情驱赶到了一个角落，而代之以“阵营”：革命的阵营和反革命的阵营。在这种新的话语系统里，亲情是绊脚石，是地狱，少年要抛开它，“踏着虹的桥，星河的大道”，造他的“新生”去了。
这年夏天，大嫂张芝荣来到上海，意外地得到了一本新出的《拓荒者》，上面正好有少年殷夫的大作《别了，哥哥》。她把这本杂志寄给了徐培根。大哥读了此诗，又从德国给小弟写来一封长信，谈为人信条，父母期望，兄弟情谊，家庭荣耀，要少年早早悔悟。但殷夫以为这封看似温情脉脉的信不是一个大哥写给一个小弟的，而是“一个狰狞的阶级向另一个新生的阶级的胁迫和威压”，于是他回信说，觉得读那封信比读一篇滑稽小说还要轻松，觉得好像有一把不重不轻的担子从肩头移开了，觉得把他的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子，使他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的溶化的压力终于是断了，被消灭了。
他承认，“当我的身子已从你的阶级的船埠离开一寸的时候，我就开始欺骗你，利用你或者甚至鄙弃你了”。
他也承认，纯从个人的角度，他感谢和佩服兄长，父亲早逝，他的确做得不一般的周到——“你是一片薄云似的柔软，那么熨帖”。可是一当他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他就“不禁要愤怒，不禁要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