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缺乏基督徒所享有的欧洲列强保护的犹太人常常遭遇不公，尽管这种不公从未像欧洲基督教对待犹太人那样严重，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关于自由礼拜的描述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进行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邂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邂逅”，《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了”。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温柔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
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美国充满活力的民主是高度自由和世俗的，然而同时，美国也是最后一个、可能最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国——而且它的福音派继续在耶路撒冷期待着世界末日，美国政府则把平静的耶路撒冷看作中东和平的钥匙以及他们与阿拉伯盟友关系的战略核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强化了穆斯林对这个城市的敬畏。1979年，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上，阿亚图拉·霍梅尼上任，这座城市被更多地呈现为伊斯兰圣地和巴勒斯坦的首都。在德黑兰在核武器的支持下谋取地区霸权，以及它与美国的冷战过程中，耶路撒冷是一件工具，用以团结伊朗什叶派和怀疑伊斯兰共和国野心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对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真主党和加沙的逊尼派哈马斯而言，这座城市成为了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和伊朗领导力量团结在一起的象征。“耶路撒冷的殖民政权，”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应该从历史的页面中消失。”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是一个千禧年信徒，他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即将临近的回归将解放耶路撒冷，实现《古兰经》所称道的“审判日”。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耶路撒冷是一个火绒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里所有道路、所有冲突都通向耶路撒冷。”这就是美国总统需要促使双方在一起的原因，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民主下的鸽派势力正不断衰微，它建立的脆弱政府受过于强大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又缺乏一个对应的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即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对话者。如果法塔赫的西岸越来越繁荣，最有活力的巴勒斯坦组织将是统治加沙并继续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基要主义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将自杀式爆炸作为武器并且定期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这些行为导致了以色列的入侵。欧洲人和美国人把它看作一个恐怖组织，而到目前为止，双方仍未明确释放出支持基于1967年疆界划定建设一个定居点的破冰信号。
1993年之后的和谈史以及外交辞令与失信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背离，暗示双方都不愿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永久共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宗教、国家和情感上的和解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整个20世纪，针对耶路撒冷的四十多个计划都失败了，今天，仅针对圣殿山的共享方案至少还有十三个。
2010年，奥巴马总统迫使联合巴拉克重新掌权的内塔尼亚胡暂时中止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以美以关系可能陷入冰点相逼，奥巴马总算促使双方再次展开对话，尽管进展缓慢且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