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犹太复国运动时期、20世纪和末尾部分，我要感谢查塔姆研究所中东研究项目副研究员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科林& Shindler）教授，二位通读雅正了全书；感谢《经济学家》杂志的戴维和《国土报》的杰基·兰多（Jackie Landau）对本书的斧正；感谢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博士、阿尔伯特·阿加扎里恩（Albert Aghazarian）博士；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跟我有过往来，感谢他提出的意见；胡达·伊马姆（Huda Imam）带我参观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雅各布·洛波（Yakvo Loupo）对极端正统派的研究也使我颇受启发。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约翰·凯西（John Casey），他豪爽而又不留情面地对全书做过修正；还有乔治·辛特里安（George Hintlian），他是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学家，1975年至1995年任亚美尼亚主教干事。特别感谢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将阿拉伯语资料译成英文。
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议，在家族史研究方面，耶路撒冷诸家族的成员们或接受采访，或提供咨询，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阿拉米（Muhammad al-Alami）、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in al-Nashashibi）、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扎基·努赛贝（Zaki al-Nusseibeh）、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赛义达·努赛贝（Saida al-Nusseibeh）、马哈茂德·加拉拉（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胡达·伊马姆（Huda Imam）、海法·哈立迪（Haifa al-Khalidi）、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赛义德·侯赛尼（Said al-Hussei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seini）、奥马尔·达贾尼（Omar al-Dajani）、阿迪德·朱达（Aded al-Judeh）、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拉贾伊·M．达贾尼（Rajai M．al-Dajani）博士、拉努·达贾尼（Ranu al-Dajani）、阿德卜·安萨里（Adeb al-Ansari）、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亚西尔·舒基·托哈（Yasser Shuki Toha）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舒凯里饭店的店主，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感谢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阿萨内修斯·马科拉（Athanasius Macora）、圣墓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主教塞缪尔·阿格霍扬（Samuel Aghoyan）神父、科普特教派神父阿夫拉伊姆·埃罗拉沙米里（Afrayem Elorashamily）、叙利亚主教塞维鲁（Severius）、叙利亚神父马尔克·莫拉特（Malke Morat）。
我还要感谢以色列国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魏登菲尔德（Weidenfeld）勋爵，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约旦公主菲娅（Princess Firyal）回忆了约旦管辖耶路撒冷时的历史；塔拉勒·本·穆罕默德（Talal bin Muhammad）王储夫妇讲述了他们对约旦过往的回忆。
感谢爱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议，他查阅了书中有关他的母亲希腊安德鲁王妃（Princess Andrew of Greece）和王妃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la）的部分；感谢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殿下。我要特别感谢莫利伯爵（Earl of Morley），他允许我查阅其私人家族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感谢奈杰尔·帕克（Nigel Parker）夫妇的热情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