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依据？”众人大概明白了章泽天的意思，却没有人接口。
现在大文朝的县官，处理起一县的政务来，总体是比较轻松的，每年的税粮可以委派下面的吏员和乡绅收起来，发生了刑事案件则派手下的快班去侦破，有人递状纸打官司时就升堂问案，然后进行判决——多数不理会律法，随心所欲地按照民间风俗判决也没问题。
至于剩下的事情，除了科举等比较固定的公事，其他就只剩一些迎来送往的官方应酬了。若能把心思多放一些在学校教育、农田水利等方面，便是相当不错的能吏了，往往便会留下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名号。
如果能够在任上为百姓修建一处水利设施，或者桥梁道路什么的，便会被千古传诵，比如后世的“苏堤”、“某公桥”等，都是这样的。当然，像钱塘江那样的工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官能够得到的命名了。
这种完全放羊式的管理，互助会当然无法接受。
互助会目前的民政管理，已经把治安分离出来，但剩余部分却仍旧没有细致的分工，仍然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就像前文所述，管理上并没有清晰的管理条文，只是由章泽天给出一些大方向上的指导，然后就叫下面的人摸索着去做事，遇到问题再逐一解决。
现在那些年轻的民政管理人员，就是因为把握不好政策走向，做起事来往往无所适从，才惹出来不少乱子。
在传统农业社会，很多问题都有成规，即使没有地方官的参与，绝大多数问题民间也有解决的办法。但互助会已经在许多方面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做了改变，那些经历了兵乱的地区更是被打散了原有社会结构，一切都要重建，事情千头万绪，即墨和胶南的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无法借鉴，如果不出乱子都说不过去。
章泽天提到的做事的法则，便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处理诸多民政事务的依据。事情如果有了明确的依据，多数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地方上的乱象也就可以平息了。
章泽天没有提竖旗独立的事情，也没有提立法的名分大义，在场众人也不知道是没想到这件事，还是有意避开了这个话题，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立法的具体章程上。
章泽天道：“我已经开始让人汇总各地遇到的民政问题，这次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就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分别给出处理办法，然后汇总成册，下发到各级民政事务官手中，作为处置类似问题的依据。想必有了这些成文的条款，民政上的事情就会轻松得多了。”
“由大家商量着来？那万一商量出来的办法不可行，惹出来的乱子不是更大吗？”孙少杰问道。大事不可决之于众，这是千年以来统治者总结出来的铁律，上至朝堂，下至百姓，无不如此。
田旭摇头道：“不然。我们几人虽然经历都足够丰富，但具体到某些事情上，仍然不一定就比别人都高明。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办法，即使不是最好的，总也不会是最差的，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再说了，我们不是也可以参与商讨吗？如果我们有更合理的办法，只要说服了别人，也不是不能采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