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庙上搬到新宅的三个伤病员分别是陕西、湖北、河南人，被那些好事者称为“三省户”，连刘保山这个山西人，一所宅子住着四个省份的人，没有几天新宅就被那些好事者称为“四省院”，也就是说一个宅院住着四个省份的人。
叫了几十年“新宅”的刘家买的栗家的四合院被“四省院”这个新名词覆盖了。
四省院的伤员在战场上伤的不是那么重，一个陕西的名叫黄淘，是太岳纵队的战士，左腿被子弹打穿，做了手术，腿上缠着绷带，每天夹着拐杖在新宅出出进进，年龄大概三十左右，他已经跟村民混熟悉了，性格外向，每天不沾家。
一个是湖北的小伙子，名叫孙文盛，也是不满三十的样子，是冀南纵队的，班长，右臂被炸断了一截，每天在新宅里练习左手干活、写字。
一个是河南的，太岳纵队战士，名叫宋琦，数他年龄小，刚刚二十出头，头上缠着绷带，看上去他伤的最重，其实他是被弹片、土石炸晕的，听他讲述他是被埋在土里刨出来的，医生开刀将头上的弹片取出来，现在已经基本康复。
他们来到新宅安居后，农会从妇救会给派过一个会做饭的妇女民兵，名叫张小梅，每天三顿饭做给三个伤病员。
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伤好后，部队已经开走了，他们随自己的意愿想去找部队就去找部队，想在本地留下来，就给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
当地农会为了支援解放，安抚那些伤病员，使他们有个好的归宿，这也是在支前，是当时农会的一项光荣任务。农会还鼓励当地妇女跟伤病员们结亲成家。
四省院的三个伤员老家都没人了，在那里落户也一样，在这里还能得到老百姓的亲睐，把他们当做是功臣，谁愿意回家呢，再说老家现在也正准备开战，这里是解放区，生活有农会照顾，还能成家立业，何乐而不为。
自从三户伤病员搬进新宅，刘保山跟刘保贝就没有回县城，县城的生意有雇员在照料，现在解放了，不是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了，事事都得操心。
再说了，日本人逃离县城后，他把店铺大部分都支援了上党战役，以弥补他这个伪商会会长给自己带来的过错，尽可能让**的政策对他的这个汉奸进行宽容。
安置了三户伤病员，使刘保山又一次在良心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安抚，他就是想要自己走到一个合格公民的原点，甚至再更好一些。
他清楚，这里解放了，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他真的跟他父亲刘福禄一样，有一种运筹帷幄的长远打算。
每走一步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让农会说他好，只要农会说他是好人他就是好人，现在他不在乎有多少钱多少粮，有钱也得捐出来，大家一块花，有地你得捐出来，大家一块种。
三省户搬进新宅没多久，农会就让刘保山去领地，他在遥镇下户了，等于是遥镇的人了，在这里生活就得有地种，虽然他在河口庄也有自己的地，但是现在是在遥镇落户了，落户了就要给分地。农会提出：“耕者有其田”，不管是外来户还是本地户，一律平等。
三省户也分别分上了田地，他们是解放功臣，他们的地都是上等地，这也是等于农会在做支前活动，让前线的战士们放心，他们有群众的支持，当地农会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赤隆韬是公派到遥镇担任农会主席的，他也是在解放县城的战役中挂了彩被留在地方，部队开走了，他被区府安排在遥镇。
按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他的那个小庄子属于遥镇主村管辖，母亲焦翠花已经年迈，还需要他照顾。
父亲赤岗跟了阎锡山后在省城又成了家，现在可能还在省城，他们父子已经中断关系好久了，原因就是他随二十七军新兵营投工“叛变”，父亲还因为他的叛变受到处分。
母亲焦翠花就有妻子任仙子照料，婆媳两个一起生活。
刘保山在遥镇化成分被化为雇农，要按他在河口庄化成分必定被化为地主成分，这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因为按照农会对家庭成分划分的标准，如果家庭拥有土地，家庭成员不参加劳动，只依靠地租收入或雇佣农工耕种，就是属于不劳而获的“地主”，家中多余土地就要被没收分给其他农民，只留下自行耕种所需要的土地。
如果他化为地主就是属于被打倒的家庭，其子女就会被禁止一些销售政策待遇。
如果家庭拥有土地，尽管也收取地租或雇佣，但是自己和家庭成员跟雇员一块参加劳作，就是为“富农”成分，多余土地也要被没收，但不属于被打倒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