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木心是个老作家，可是论发表与传播纪录，他是个“雏”。他十三四岁开始写作，将近六十岁才看见自己的书印出来，知道他的书摆在台北书店里。他长期不能遭遇合适的、保有自尊的出版机缘，但他私下会把自己的诗和散文亲手做成书的模样，封面，衬里，扉页，都弄得很精致，很朴素。以后会放在纪念馆里，给大家看。
他的期待跟任何文学青年是一样的。可是作品发表后，误解就来了——他以为这样清通明白的文字，大家会懂的，可当时中国台湾大部分读者的回馈，失之千里。他很苦恼。我知道这是刚发表作品的人都会有的感觉，就跟他讲：“出名一定是被误解的，你还早呢！”他听了一激灵，若有所思地笑，回去后给我电话，说：“这倒是个说法。”他从此好像释然了。
后来他就把这意思写成一句话：知名度来自误解。
你们没见他刚发表作品的兴奋，跟十八岁的韩寒蒋方舟一样。快六十岁的人，喜滋滋看自己印成铅字的版面，所有《华侨日报》《中国时报》的副刊，只要有他一个角落的文章，他就剪下来，用手艺粘贴成很好看的版式，拉我陪他去唐人街复印，分送给大家。我们一老一少坐在书店地上数那些复印件，数到一半他又调皮了，说：“古人的成语真好，‘坐地分赃’，一定要有‘坐地’两个字！”
据说张爱玲也一样，她不回应读者，但评论她的文章，都会读。
《新周刊》：这对应了他另一句话——所有人类的文化都是自恋。
陈丹青：对啊。可爱的自恋。我们二十几岁就经历了这种虚荣，他到晚年才尝到一点点。他在书架上排满他的书，自己过瘾，然后对我说：“喔哟！我的作品太少了！”说时满脸羞愧。他喜欢给人签书，谁拿着他的书请他签，他很享受。但他回国后根本不出席签售会。
你会在每件事上找到他的矛盾，但他展示矛盾，自贬自褒，自褒自贬，一路讲下来。他对所有作家，所有事，都是话说出去，又说回来，说回来，又说出去。
《新周刊》：这就是我们对木心所有误解的来源，因为隔着。为什么说他是局外人？为什么说他跟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格格不入？从白话文的传统就能看出来。木心跟我们不在一个系统里。
陈丹青：对木心的大部分误解，是对我们自己不解。说他是“局外人”，等于说，你是局内人；说他“隔”——是的，太隔了——其实是我们与他隔。你谈任何一个中国大陆作家，不难，那家伙就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很多概念可以分享，到木心那里，没了，我们的词语会失效。
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讨厌他。
《新周刊》：有人会拿鲁迅和木心做比。
陈丹青：论练达、老成、语感，是会想起鲁迅那代文气。但木心的命运和语境跟鲁迅截然相反。鲁迅跟时代的关系太清晰，一出道就赢得时代，后来他和时代闹别扭，也是那个时代的戏份之一。木心没有，一点都没有。六年前他在中国大陆出书后，才和这个时代有了一丁点传播关系。他会关注读者的回应，但他置身事外。当时不少媒体、大学邀请他，他完全可以投稿，上电视，做讲演，至少跟大家见见面，但他不。他永远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