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你说木心是实践了尼采那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陈丹青：多少英雄好汉、饱学之士，拼命靠拢时代，生怕给时代甩了。你竟敢不理会时代？！你找死啊！
木心和尼采这句话的关系，大可谈论。《文学回忆录》不断谈到这个话题：艺术家要不要介入他的时代？他的回答很简单：介入，不介入，你得拿出艺术，艺术不好，介入不介入，都没用，都虚空。
《新周刊》：让我特别激动的是木心批判时代的那些说法。
陈丹青：对木心的误解和反感，焦点就是他跟时代的关系。大家心理上会被他冒犯，因为谁都在和时代混。木心从来清楚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给时代吞没。
要读历史。读近代史。明面上，左翼给当时的讯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绝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势一来，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识分子，有产有业的家族，都声援左翼。他们反感当时的国民党，巴望改变。
当时刚从法国回来的一位姓华的建筑师，曾经担任新北京城市规划的技术首脑——当然，后来也成了“右派”——住在上海，开门一看满地坐着兵，立即上楼烧了大锅牛肉汤给马路上的解放军吃。
世界范围都是这样。二战前后多少有头有脑的大人物都是左翼。艺术家更不必说，什么阿拉贡之类，振振有词，一天到晚开会讲演撒传单。现在美国左翼势力还很大，住在上好的公寓里，喝着红酒，拿着高薪，一辈子痛骂国家。
木心很诚恳地对我说，那个年代不向往革命的人，是有问题的，他也闹过学生运动，参过军，反感国民党，说民国许多事一塌糊涂。
这问题不该安到木心头上，说：好厉害！他怎么看出来？真命题是：我们这么晚才看出来啊。
对木心来说，事情很具体：怎么保全自己。太多人像狗一样死掉了。有尊严的死，是自己动手。
《新周刊》：就像安·兰德说的——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陈丹青：不。不要以为木心孤高隔世。他从不假定他的读者是一小撮高雅的人。他晚年有段笔记排列了他诚心诚意想象的读者，包括贩夫走卒，各色人等。
我有兴趣的是：为什么木心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七〇后八〇后？现在包括九〇后。
《新周刊》：跟你有关系么？很多年轻人是你的读者。
陈丹青：传播效果上，跟我有小部分关系。我这些年帮年轻人说话，他们愿意走来听听。问题是，如果我推介的不是木心，年轻人也起哄吗？不会的。有灵性的年轻人有直觉，会辨别。
不要夸张我的作用。据我所知，反倒因为我的推介，牵累了木心，原因你应该知道吧，说是作秀，捧，托儿，等等，对我的侧目反感，迁移到老先生那边去了。但我没办法，我得出面，不然他出来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