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如今年轻人读些什么？我介绍木心时说，不是你阅读他，是他阅读我们。好几位青年起初不解，现在对我说，明白了。你想想，每天打开报纸，大家书架上的书，网上的一切：我们在读什么？
《新周刊》：什么时候发现中国台湾也是在误读木心的？
陈丹青：一九八三年木心在纽约的港台报纸发表文章，一发表，读者叫起来，包括高中生。马上有人说，像梁实秋，像七等生（当时中国台湾走红的一位作家），等等，习惯性比附。木心知道了，当然很别扭。
《新周刊》：他在西方也是，他没有归属于某一个语境。所以人们很难对他作出评价。
陈丹青：会有很简单的结论——其实这结论也很粗糙——就是，他的汉语很美。看起来这是很雅的评价，其实不对。什么叫汉语很美？他的语言是讲究，可你读他文章，还有讲课，只是“汉语很美”吗？
《新周刊》：那他对他和时代之间的这种错位，他有什么说法么？会不会跟你抱怨？
陈丹青：当然，从来没停止过。他得有个人讲，我是那个听者。
但他的抱怨常是说笑话的方式。有一次我聊起鲁迅写爱罗先珂，写这位俄国老兄当年的文艺腔“寂寞啊，寂寞啊，沙漠般的寂寞”，木心接口就说：
“不懂啊，不懂啊，沙漠般的不懂。”
他常常是听着你说话，同时转自己的念头，立刻成句。
《新周刊》：他内心里有没有一个可以和他比附的对象？还是只能向古代去找？
陈丹青：他不比附。他在意读者的回应，同时又感到被误解。他知道会这样，只是现在发生了。
《新周刊》：六年前你把木心推介至中国大陆，六年后，你还会替木心惋惜吗？或者，会为那些读不到木心的人惋惜吗？
陈丹青：不会。我从未期待所有人读木心。有人读我就开心。绝大部分人不读任何东西。
我也不替木心惋惜，这一生是他选择的，他承受了这个选择。但我替他痛心。他后半生是个孤儿。二十九岁到将近五十岁，数度被非法囚禁。我也痛心他出国后的遭遇。不是指清贫——他生活得蛮好，有尊严，写写画画，种花做菜——但你去问问五十多岁的中国文艺家，谁愿意，谁敢，孤身一人出去，重新开始？
这是他最多产的时期，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五十六岁后重新写作，初次发表。我替他骄傲。但无论如何，跟他讲课中提到的大部分作家比，有谁经历过这样的一生？晚年获得自由，但毕竟是流亡。你们没流亡过，更没在晚年独自流亡。可是木心说到出国，只说那是“散步散远的意思”——这不是潇洒，而是，他不肯诉苦，不玩儿伤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