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回到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木心？我们该读他的什么呢？
陈丹青：为什么要有这个问题？我当初走去和他近乎，只读了他在《华侨日报》上一篇散文，想都没想过为什么，就此跟他三十年。
九几年吧，阿城在我家和他见面，吃完饭散步，我们在一家人家的花园外停下来。鸡冠花开了，暮色里很猖狂的猩红色。当时阿城正在聊京城的现象，即哥们见面就聊政治新闻：“怎么样？今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木心对着鸡冠花笑说：“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是花？为什么“重要”？
我的意思很简单，中国有这么多作家，我也知道一位，你们来读读他。我一直姿态很低：你愿意读，你就读读看。
《新周刊》：木心有没有跟你讲过说某某某懂我？
陈丹青：枝枝节节的有。这本书里十多次提到的李梦熊：也是一辈子独身，音乐家，狂士。他唯一念念不忘就这一位。除了杭州林风眠，加上上海美专一位陈姓教授，他没有老师的，也没有相对应的朋友，彻底一个人。他年轻时有过非正式学生，聊天说话，据说其中几个有才华，后来散了，有的死了，都离开他了。
要谢谢牛陇菲先生有心，他读了《文学回忆录》，立即找到了李梦熊的线索。
《新周刊》：今且看来，木心的读者在文坛之外，反而许多年轻的求知者能理解木心、走近木心，这使您对“恢复传统”“回到原典”或“文艺复兴”有期待吗？
陈丹青：没有期待。能回常态就不错。不要拿了木心当“有用”“有为”。无为地读他，反倒或者有用的。他讲课说，文艺有什么好处呢：写着写着，作者自己好起来。
《新周刊》：他对他自己这辈子是个中国人有说法吗？
陈丹青：从来没有。他说，我是一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我是一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翻了脸，是指走了，因为爱国，我才走。他讲起屈原、陶渊明、曹雪芹，表情马上变，那是什么感情啊。爱国人士知道他们爱中国的什么吗？什么是中国，他们懂吗？
转了背的理想主义，是说，我往回看，我的理想是在古代。他说人类不会好的，没有进化这件事情。
《新周刊》：可能这就明白他对他自己所处的一个环境的认知。
陈丹青：我给他看他十九岁时的照片，他在病床上扭头痛哭。我问他当年怎么不留一张？他说拍了就送掉了。我说这么珍贵，为什么送掉？他说：“国破家亡，这些东西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