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六年八月，松山大战前夕，明十三万大军排山倒海而来，清军难以支持，前线一再告急，太宗调集各路军马，定于八月十一日亲征，不巧他有病，推迟了三天。他患的是鼻衄，即鼻出血。这么紧张的时刻，为患病而滞留日期，可以想见病情之严重。延至十四日，鼻仍出血，迫不及待地出发了。由于走得太急，鼻出血不止，三天后才有好转。

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二十日，“圣躬违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外，悉予宽释。“《清太宗实录》，卷63，15页。

这次病得也很重，不仅用大赦向天祈求痊愈，而且清廷的官员们就此提出建议，减轻太宗的政事活动。二十七日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雷兴上奏说：“皇上天纵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爱万民，以仁政治宇内，凡养民恤民，无不周挚，虽当大业创兴，实万世之圣主，当代之明君也。臣闻有道者，天赐纯嘏；福履者，景运灵长。今皇上道德醇备，福寿兼隆，虽偶尔不豫，辄获康吉，天之眷我皇躬也昭昭矣，举国臣民不胜欢忭。伏愿皇上保护圣躬，上答天心，下慰人望。近见政事纷繁，动劳睿虑，各旗、六部诸大臣虚设何裨？凡心劳则气动，更愿皇上清心定志，一切细务，付部臣分理，至军国大事，方许奏闻。况大业垂成，外国来归，正圣心慰悦之时，亦可稍辍忧劳。且时当食足兵强，皇上宜暂出游猎，以适上心。臣等谬任言官，惟以圣躬为重，伏望息虑养神，幸甚！“大学士范文程、希福把这份奏疏转达给太宗，立刻得到太宗允许，说：“所奏良是。朕之亲理万机，非好劳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断。今后诸务可令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合议完结。“【《清太宗实录》，卷63，20、21页。】

太宗派范文程把这个重要决定通知诸王，因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诸王一时感到不知所措。向太宗奏问：“皇上命臣等断理诸务，敢不钦承。但何项事应行奏请，伏候圣裁决定，则诸务庶可办理？“太宗又答复他们说：“未来之事何能预定？各部事务须尽心料理，有不能决断者会同诸王贝勒议结。如会议仍不能结者，方许奏闻。诸王每日黎明齐集，有事则奏，无事回各衙门办理部事。倘有当议事务，候旨齐集。“【《清太宗实录》，卷63，22页。】此事关系行政体制的重大改变且不必说，即于太宗身体欠佳程度完全反映出来。有了这个决定，太宗基本上交出了日常的行政事务，从而可见他病得实在不轻，估计短期内无好转可能。

同年十二月，到叶赫出猎，至开库尔地方，因“圣躬违和“，只得住在那里。诸王、贝子、大臣请停止行猎回宫，一时无所收获，不愿空手而归，恰在为难时候，第九子福临，当时才五岁，射中一狍，就此回銮了。

崇德八年（1643年）正月初一日，又“圣躬违和“，连群臣的庆贺礼都免行了。接着又有布善说：“皇上腕力稍弱，仅获一兽。“

三月十七日，“圣躬违和“，大赦，死罪以下皆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