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5年前后，一个与未来派有密切联系的文学批评流派也开始形成，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出现了两个文学语言研究组织，它们都推崇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的关于语言结构的观点，采取同未来派相似的立场，反对象征主义，强调作品的文字、形式和写作技巧而不重视内容。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是由什克洛夫斯基(1893 一?)发起组织的。什克洛夫斯基曾以接近未来派的风格发表了诗集《铅色的命运》和理论著作《词的恢复》。他的形式主义观点集中反映在1917年所作的《艺术就是手法》中。形式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有波利瓦诺夫、特里亚诺夫、艾兴鲍姆、雅各布森、雅库宾斯基等。形式主义在20 年代前的俄国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来在西方也颇有影响。
四、流派纷呈的美术
现实主义流派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巡回派艺术已不再像70—80 年代那样在俄国美术中具有压倒性影向了。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新思潮的传入，现实主义传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但老一辈的巡回派艺术家仍然活跃于画坛，新的现实主义画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世纪末最杰出的俄罗斯风景画大师是被称为“俄罗斯大自然的诗人“的列维坦(1860—1900)。列维坦生于立陶宛，1873—1884 年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求学，受到萨弗拉索夫和波特列诺夫艺术风格的影响。他从1884年开始在巡回画派展览上层出自己的作品，1891 年正式加入了巡回展览协会。列维坦善于通过大自然中最平凡的题材和场面来表现其具有抒情意味的美感，他认为画家的任务是要揭示大自然的气氛，赋予大自然以生命的意义。他的早期作品《黄昏》、《春天》、《秋天》等就已表现出画家对于大自然有深刻而又细致的研究。1886年和1888年的伏尔加之行对列维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伏尔加河上的黄昏》、《雨后·河塘》、《黄昏·金色的河塘》等作品表现了俄罗斯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和壮丽风貌。感情洋溢的抒情色彩和现实主义的表现力，使这些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对生活和未来的思考在列维坦后期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1892年所作的《弗拉基米尔大道》描绘了驿车奔驰、旅人行走的大道，被流放的人们通过这条大道前往西伯利亚。画面充满着阴郁、惆怅的情绪，反映了作者对黑暗反动的俄国生活的感受。作于1894年的油画《长眠》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暗淡、忧郁的大自然景象表现了反动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和不安。但列维坦也从大自然的和谐和壮美中获得对于未来的信心。90 年代下半期，他的一系列作品塑造了明朗、欢快、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景象，如《三月》、《春天一春潮》、《金色的秋天》、《清风》等。列维坦在身患重病时所作的最后几幅油画中，对大自然的表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如富于诗意、引人入胜的《夏日的黄昏》、《薄暮·干草堆》和《湖》。列维坦的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清新、自然、凝练、抒情，他使风景画具有细腻的、可以体会到的人类感觉。与他同时代的画家涅斯捷罗夫说，他的创作为人们“展示了隐藏在每一处俄罗斯风景中的质朴而奥秘的东西——它的心灵，它的魅力“。
涅斯捷罗夫(1862一1942)，比列维坦晚三年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师从别罗夫和普里尼施尼科夫，后来又进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他以风俗画见长，80年代上半期的作品《软禁》、《鉴赏者》等的风格接近于巡回画派。之后，他转向历史题材，创作了《向沙皇请愿的人们》等作品。从80 年代末开始，他又着重表现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题材。《隐遁者》和《少年巴托洛缪的幻觉》反映了俄国农民对于宗法制残余的依恋和对于宗教的幻想，作品把深刻的心理描写和诗意地再现自然风光结合起来，使画家得到了很高的声誉。90 年代所作的《谢尔盖的青年时代》、《祈祷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庄严的削发仪式》也都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俄国农民的宗教观念和生活的。但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他所经历的精神危机明显地表现在创作活动中。《神圣的罗斯》和为马丽英修道院所作的壁画表明，他的艺术远离了生活。但尽管如此，涅斯捷罗夫仍是19世纪末20 世纪初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家之—。
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肖像画方面，谢罗夫(1865—1911)是享有声誉的大师。谢罗夫9 岁时就随列宾学画，后来又在彼得堡美术学院受到严格训练，20 多岁时就创作了《少女与桃子》、《阳光下的少女》等堪称典范的杰作。随后，他又出色地表现了画家列维坦细腻而又深沉的精神风貌、意大利歌唱家泰玛尼奥坚强自信的性格和作家列斯科夫的聪明睿智。这些肖像画表明，谢罗夫具有深刻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卓越才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谢罗夫脱离巡回画派而加入了现代主义艺术家团体“艺术世界“，但他在探索现代派艺术的同时继续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如鲁科姆斯卡娅、阿基莫娃的肖像以及高尔基、叶尔莫洛娃、费多托娃、夏里亚宾等文化活动家的肖像。他巧妙地运用所有艺术手段来服从于肖像上的思想，并往往放弃全面表现人物的精神而强调其主要的本质特征。这一时期，他的肖像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被公认为刻画典型和揭示性格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