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北平《真理晚报》发行才一个月即被勒令停刊。
9月10日，贵阳《力报》以“言论为共党张目“的罪名被封闭，发行人、总编辑均下狱。
12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48年：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之后
国民党大势已去，向来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都深表失望，司徒雷登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内外的自由分子身上。在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时代，言论界一刻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一切努力注定了付之流水。
1月1日，成都市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发表联合宣言，谴责针对报馆的暴力行为（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发生了七次打砸、捣毁报馆的事件），宣布自第二天起停刊三天，表示抗议。同月，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严令各警察局封锁新闻，不许接见记者。《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14家报纸的29名记者联名抗议。黄珍吾被迫否认此事，敷衍了事。8月31日，南昌各报以“开天窗“、拒发本市任何消息等形式抗议市长封锁新闻。
在时代转折的前夜，3月15日，年已花甲的胡政之先生鼓其余勇，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他在复刊词中重申了《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以及“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并指出：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的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以他敏锐的目光早已看出时代的真问题。不幸报纸出版不足一个月，他就一病不起，被迫返回上海治疗。
最富有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7月8日，那天晚上，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令送到了邓季惺、陈铭德夫妇手中，一份创刊近20年的民间报纸开始陨落。两天后（7月10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报》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万枚子等24人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一抗议书。
《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