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公报》最后的辉煌。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控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8日，王芸生发表文章反驳。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论，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
1948年7月10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在南京《新民报》日、晚版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新民报之厄运》、《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两篇锐利的评论。7月17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国民党大厦将倾，一切抗议、批评都注定了无济于事，不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报》，等待着其他报刊的也是相同的命运。10月12日，就连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正言报》也因所发议论“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运。当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正言报》曾先后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万枚子的《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等文。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年头，从南到北，知识分子议政的周刊纷纷创刊，又纷纷凋谢了。即使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惧万分。一个以《观察》为代表的周刊时代稍纵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为发行人，施复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时与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纪评论》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后停刊。刘不同于9月18日在南京创办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于这个月停刊。
12月24日，《观察》周刊在坚持了三年半之后终于被封杀。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这份周刊是吴景超、钱端升、刘大中等在钱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名义在北平出版的。他们在发刊词中郑重说明：“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并提出了32条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张。因为在社论中多次批评蒋介石独裁误国，《新路》创刊未久就遭到严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创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论》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论》曾发表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樊际昌等16位学者联名的《中国的出路》，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