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任何事物，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我们在痛恨的同时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翻开那页历史，窥探其中更加耐人寻味的字符。一种思想最理想的推进过程就是以继承、批判、创新与发展来循环的。董仲舒就是那个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如果不被继承，不经过同类的竞争，就不会有创新的机会，更谈不上发展与进一步的继承了。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此时的边患还是来自于北方匈奴的侵扰，尽管凭借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但反击匈奴这一工作，需要西汉的实力，也需要作战的最佳时机。这是两项需要后世继承人努力完成的任务。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有大秦独尊法家而迅速覆灭的前车之鉴，汉文帝景帝之时奉行黄老哲学，实行“无为而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终于使国家恢复了元气，一片太平景象。
公元前140年左右，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刘彻即位。承接“文景之治“的盛世之风，他一边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一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是必然了。改变统治思想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黄老之学维护者的利益，于是，一开始，汉武帝的这一举措就遭到其祖母窦太后的阻挠，不仅附和汉武帝的大臣们被罢免，有的甚至被处死。
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的新治国思想才启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与其说是对儒学的继承，倒不如说是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创新。首先，他“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是汲取“天命“、“天治“、“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阴阳家中，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加上当时天文、历数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而构造出的新体系。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与天是相合的。人的活动认识均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需要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心“、“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显然是继承了思孟学派（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发展得十分精致。